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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酒行
新闻来源:时间:2014-12-14 15:01:46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泰兴酒行
汪念先

  宋代泰兴酿酒业已有一定规模,官府岁征酒业榷税达8万缗,年产酒量可见一斑。并设专吏,专解扬州,可见朝廷对此一酒税的重视程度。此后历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 
  泰兴许多官宦人家,在买田收地租的同时,也在家开槽坊生产白酒,至今在泰兴曲霞一带,仍留传着清乾隆年间状元张兆璠家生产、销售白酒的故事。老人们至今传说着状元家运酒上船的规矩:晴天把酒坛子打坏了可以不赔偿,但下雨天打坏了一定要赔,因为下雨天路滑,你应该加倍小心才对。 
  泰兴酿酒素以三麦、高梁为原料,酒精含量高,酒浓性烈,多销外地,称泰兴烧。生产酒的作坊,也叫糟坊。农民将自种的高粱、小麦,送至糟坊代为加工成酒,一百斤粮可产出二、三十斤酒,将酒卖出后,等价于粮食成本和加工費,净得的是酒糟,用作猪饲料,为养猪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泰兴猪肉略呈红色的原因,吃酒糟吃的。泰兴农村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养猪子不赚钱,转过头来望望田,意思是虽然养猪没有赚到钱,但大量的猪粪成为肥料,庄稼丰收了,产量提高了,多收了粮食赚到了钱。当年,泰兴农村没有工商业,农民的现金来源大多靠卖酒和卖猪的钱,家中劳动力多或田地少的农户,就在农闲时到外县买粮回来制酒。因此,那时泰兴县农村,几乎村村有釀酒作坊。 
  民国初年,泰兴白酒始销国外,民国12年(1923年)销日本约值60万元。30年代,泰兴烧酒生产达于鼎盛,是上海、杭州等地的白酒的主要供应地,县内槽坊达1550家,最高年产白酒30万担以上,据有关资料介绍,占当年江苏省白酒产量的三分之二,其中20余万担销上海、苏州、杭州等地,3000余担销东南亚和日本。 
  酒商都是泰兴人,他们在本地开设酒行,最大的几家酒行都在泰兴南乡,诸如风车圩的“燮(Xiè)坤大”、霞幕圩的“公信泰”和萧家榨的“杨森泰”。农民将代工制好的酒卖给酒行。当时县内形成一些大酒市,仅霞幕圩有酒行十多家,每年就收酒八九万担。在黄桥也有十多家,如老德成,利益隆,丁宏记等。 
  泰兴的酒行老板们在上海麦德赫斯特路成立了“酒业公所”,像现在的招待所,各酒行的人可在里面吃住。正是因为泰兴烧酒(当然,还有另一个主产品泰兴火腿)在此大量集散,故麦德赫斯特路遂改名为泰兴路,泰兴这两宗产品在上海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酒的价格取于其中酒精的含量,即现在的多少度,那时还没有测试酒精含量的比重计,用的是土方法:取一定量的酒,放在如半个篮球大小的酒勺內,再加入一小酒勺水,混匀后,用小酒勺取出少许酒,在大酒勺上空五、六十公分处,向下注入大酒勺內,在大酒勺的酒面上浮起一片泡泡。根据酒泡的大小和停留的时间长短,判定酒的成份。如果酒泡细小如黃豆,停留时间长,须再继续加水。这完全是一种凭经验判定的事。它的标准用他们的行话是叫“色”,计算方法是根据酒和水的比例而定。如酒与水:四比一是“二五色”,五比一是“二O色”,六比一是“一六色”,通常不能低于一六色,酒行根据酒的色度标定价格。 
  酒行将收来的酒,用可装四、五百斤的特制酒坛装好封口。用木帆船运往上海、杭州等地,每船可装五、六十个酒坛。船主都是以船为家,每一船家都常年受雇于某一酒行,来回一趟约有一个月。 
  酒行也招收学徒,要求识字。学徒三年,从烧饭打杂开始;负责侍候老板、客户、老职员吃饭、添饭、添菜,收拾完饭桌,自己才吃饭,吃的是剩饭,剩菜。他们主要学的,是会判定酒的质量。学徒三年出师,跟随老职员收购酒。学徒另一出路是当“水客”。水客就是酒行的推销人员,他们要懂酒,更要会推销。水客新手和有培养的老学徒负责押船,随船到上海,水客即到酒业公所找买酒的客户。大的酒行,都派老水客常年住在酒业公所內,在酒船未到上海时,就到各卖酒店家谈生意,这样酒船一到就分送到各买家,减少酒船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这些住在酒业公所的老水客,相互商定价格,有时背着老板相互调拨运来的数量,赚取差价,以谋私利。 
  除上海外,浙江杭州也是泰兴白酒的一大市场。杭州的白酒都是泰兴的,所以这里的白酒也叫“苏烧”,在杭州开酒行的都是泰兴人。杭州沒有固定地址的“酒业公所”,只有一个“酒业同业公会”。杭州卖酒的分两种,一种是酱园店,主要卖酱油及酱菜,兼卖黃酒及白酒。另一种酒行主要卖白酒,附带卖绍兴酒。 
  运来杭州的白酒,都是由开设在杭州闹市口的“张万顺酒行”销售。该行经理张醒吾,原在风车圩的“燮坤大酒行”当学徒,后来到霞幕圩的“公信泰酒行”当水客,负责在上海及杭州卖酒。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醒吾自己在杭州开设零趸批发“张万顺酒行”。他把运来的白酒卖给杭州其他酒行和酱园店,多余的酒放在自己的酒行內,供日常批发给小酱园店,同时也做门市,零卖白酒和中药泡制的药酒。这些药酒都是装在一斤四两玻璃瓶內,瓶口用软木塞好,再用红色火漆密封,贴上漂亮的商标纸,如“京方五加皮”,“养血愈风烧”等,供顾客买去当送人的礼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扶持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持人民战争,在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指引下,大力开展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民国34年(1945年)春,苏中三分区财经处在宣堡建立新泰公司,同年9月,三分区裕民总公司设黄桥市裕民公司,下置三部(粮油、南货、花纱布)一行(霞幕圩酒行)。这些公司在搞好自己经营的同时,也与这些酒行老板谈生意、做买卖,并进一步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谈爱国抗日,谈为人民作贡献,使这些酒行老板成为共产党开展经济工作的同盟军。在此基础上,民主政府把法币和储备票让这些酒行老板带到上海,买回西药等日伪禁运的物资。这些酒行老板为了把这些禁运物资运回泰兴,也动了不少脑筋,做好应付检查的多种准备,比如船底加做隔舱,或藏在其它货物中,还给伪军和国民党的检查人员私下塞钱。当然,这些酒行老板也从和民主政府的交往中得到实惠,他们平时交税的税率可以降低,购回的商品紧俏的可以免税,特需的民主政府则给予高价,与民主政府合作的酒行老板经济上遇到困难,民主政府还借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解放战争时期,受战乱影响,多数酒坊歇业或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