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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新闻来源:时间:2014-04-10 21:59:38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俞扬

 
    清末及民国时期,泰州、兴化等地有一种说法,《桃花扇》是孔尚任在淮扬治水期间写的,高尔庚《井眉居诗钞》、韩国钧《永忆录》、李详《药裹傭谈》、陈祖培《听鹂馆笔记》都这么说,但都没有列出可以查核的依据。
    2000年前后,这种说法重又被人提起,还进一步说,孔尚任是在泰州俞锦泉的家班帮助之下,边写边演边改完成的二稿(初稿指出山前所写的稿子),不过,同样没有提出证据。对没有证据的论点很难判断其是非,只能采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
    最近在《江苏文史研究》2012年第二期上,见到刘立人《也谈“今宵又见桃花扇”》,这是一篇难得遇见的正面论述《桃花扇》写于泰州的文章。作者从分析孔尚任《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一诗:“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入手,不同意桂平《浅谈“今宵又见桃花扇”》提出的“桃花扇”指歌舞的说法,力图证明这里的“桃花扇”并非泛指歌舞,而特指孔尚任自己创作的传奇,进而肯定他在泰州完成了《桃花扇》传奇的初稿并试演。文章列举了五条理由证明“桃花扇”绝无歌舞的可能性,如:“诗题清清楚楚表明:所观者,为‘剧’,而非‘歌舞’,古剧,可含歌舞,而‘歌舞’未可为‘剧’。”列举了三条依据证明《桃花扇》只能是孔尚任自作传奇的必然性,如:“《桃花扇》之剧,此前之元杂剧、明清杂剧与传奇,从未出现过……既非前人所作之剧,则此剧非孔尚任自己所创作之传奇而何?”作者认为,孔尚任的艺文旨趣,“从不在‘以歌舞自娱’”,黄仙裳、宗定九等人亡国之痛正深,也没有心肠征歌逐舞,他们聚集在孔尚任官署中,只可能是观看寄写亡国之痛的《桃花扇》的试演,孔尚任则是“以剧会友”,征求意见。最后的结论是:“孔尚任在泰州时已基本完成《桃花扇》传奇的文本。”读过这篇文章,坦率地说,我觉得作者对事实掌握太少,想当然的地方过多,结论不可信。
    歌舞和戏剧确实不同,但清初文人使用“剧”这个词儿,却有自己的习惯。举例来说,冒襄《同人集》卷九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岁次壬戌)冬,冒襄跟曹溶(秋岳)、许之渐(青屿)等人在俞锦泉(水文)处观看他家的家班表演,曹、许各作绝句十首,冒襄和曹、许每人另作十首。冒襄和曹的诗题是《和曹秋岳先生〈壬戌冬夜同过俞水文中翰宅观女乐十绝〉原韵》,和许的诗题是《再和许青屿先生〈同观俞水文女剧十断句〉原韵》一会儿“女乐”,一会儿“女剧”,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女乐、女剧没有区别,这么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须知冒襄也有家班,他不会分不清歌舞和戏剧。俞锦泉的家班从当时留下的资料看,似以灯舞见长,然而领略过他家女乐的骚人墨客写起诗来,用“观剧”二字的比比皆是,如,戴文柱《俞锦泉中翰舫亭观剧》、程瑞禴《夏日俞锦泉中翰招饮东园观家剧次韵》、丁日乾《红桥舟中观女郎演剧歌女郎,俞水文家伎》,诗句“乘槎真听霓裳曲,解珮如逢洛水灵”、“仍闻教曲声声妙,不用琵琶访段师”、“画舫红亭更满眼,娇歌燕舞多娉婷”,证实了确是歌舞。可见当时“剧”的使用比较宽泛,既可以称戏剧,如孔尚任《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座客总厌清商歌,院本斟酌点凤纸。曲曲盛世太平春,乌帽牙笏杂剑履。亦有侏儒嬉谐多,粉墨威仪博众喜。”这是戏剧,也可以指歌舞,如上举诸例。具体到某首诗题中的“剧”指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只有从诗句来推测,别无良法。孔尚任《元夕……观剧,即席口号》的“剧”字,从“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不知道凭什么能断定是戏剧而不是歌舞?联系晏几道的《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来看,说它指歌舞不是更神似吗?
    如果我们把孔尚任这首诗题中的“剧”字,指的是歌舞还是戏剧先放在一边,姑且说指的是戏剧,“今宵又见桃花扇”的“桃花扇”三字,非得是剧名不可吗?在孔尚任之前的确没有叫《桃花扇》这个名称的杂剧或传奇,但可以跟这两句诗联系上的戏剧却也不难找到。比如,嵇永仁在康熙十年写过以杜牧为主角的传奇《扬州梦》,其中《授计》这一出的唱词就有“怕桃花扇底蜂闹衙”。嵇永仁少年时在淮安读书,中年时为淮海道官员作过祭海神庙文,跟淮海也牵扯得上的。如果有人硬要抬杠,硬要说孔尚任一干人这天晚上观看的是《扬州梦·授计》,又该如何作答?同样是猜测附会,结论可以全然不同,说明这种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研究”,随意性太大,不可取。
    至于说孔尚任的艺文旨趣从不在“以歌舞自娱”、观剧是“以剧会友”、黄仙裳、宗定九诸人也没有心肠征歌逐舞,等等,未免把孔尚任及黄、宗等人的思想和生活设计得太累了。就以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的行踪来说,春天,两次欢宴文友,每次一二十人,黄仙裳参与其中,“高筵樱笋借郇庖”、“且对笙歌赏牡丹”。端阳节前,在俞锦泉家观赏灯舞,作绝句四首、长歌一首,宗定九在长歌后批注道:“俞中翰得公此作,又广征同人,欲制为屏幛”。夏天,在兴化拱极台张宴,“万井烟花对面开”。仲冬望日,又在扬州琼花观大集名士五十人看月,联吟达旦。这些都记载在《湖海集》中,不都是娱乐吗?黄仙裳《桐引楼诗七律分韵》中也不乏《六月望日俞锦泉舫亭观荷听歌》、《梅渊公见招秦淮秋泛》、《赵又韩别驾招饮浮香亭》这样的诗什。孔、黄、宗等毕竟是文人,跟朋友举行文酒之会,赏月听歌赋诗是寻常之事。
孔尚任到了淮扬,想起杜牧也是很自然的。他在扬州作的诗,一再有“可惜同游无小杜,扑襟丝雨乍消魂”、“阮亭合是扬州守,杜牧风流数后人”的句子。在“阮亭……”这首诗后,黄仙裳批注道:“牧之后又得阮亭、东塘。”孔尚任在观看歌舞后,写诗说“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一点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把它解读成“故意以‘杜牧情’来扭曲诗情,从而掩盖诗情的政治色彩”。这诗的前三句也好诗题也好,哪一点有“政治色彩”需要掩盖?
    我们研究《桃花扇》跟泰州的关系,第一要义是弄清史实,一切从事实出发。
    其实,翻开《湖海集》,留意一下孔尚任《元夕……观剧,即席口号》的写作时间,“今宵又见桃花扇”跟《桃花扇》传奇无关,立即看得明明白白。这首诗收在《湖海集》卷二,卷下注“丁卯存稿”,也就是说,这首诗是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写的,距他到泰州治水仅仅五个月。这期间,孔尚任不仅风尘仆仆于扬泰之间,还到过兴化、盐城、高邮、镇江,并在朦胧淤口勘查,将近年底才从扬州回泰州度岁。河工刚刚开始,“海岸湖心,住如家舍”(《湖海集》卷十一),“鞍马何曾经柳影,枕衾大半近芦花”(《湖海集》卷一),其忙碌劳累可想而知,孔尚任哪有闲暇、哪有心情创作跟河工毫无关系的剧作。《也谈“今宵又见桃花扇”》说:“孔尚任在基本完成剧作的稿本以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试演,要通过演员的演唱来检验‘一字一句’是否能‘入之声律’。从‘今宵又见桃花扇’的‘又’字来看,这种试演已举行了多次。”五个月中既要基本完成剧作的稿本,还要多次试演,即使当今作家度创作假,电脑写作,恐怕也难以做到。下文接着说当时孔尚任居住在“孙在丰留下的治水官署”,孙在丰是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离开河工回京的,只有离开泰州才能说“留下”什么,作者显然把这首诗当成孔尚任在淮扬治水后期写的了,怪不得要给孔尚任安排如此繁重的任务。写作时间首先弄错了,再加若干主观想象,结论怎能不离事实越说越远。
    认为《桃花扇》在泰州边写边演边改完成二稿,或者说,在泰州基本完成初稿并且试演,就我所知,迄今为止,从未得到任何文献的支持,这种说法只能作为假设而存在。清末开始出现的传说是不能作为论据的,因为它同样需要证实。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清楚地交待了《桃花扇》的创作过程,没有提到在淮扬治水期间写作的情况,他自己的诗文或同时代其他人的诗文中,也看不到跟这方面有关的片言只语。在举不出证据说所有的人都在刻意隐瞒的情况下,只能承认在此期间,孔尚任没有花大量时间写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尚任离开泰州游历南京期间写的《过明太祖故宫》、《拜明孝陵》跟《桃花扇·馀韵》中的《哀江南》有词句和意境上的叠合;一是词曲专家吴瞿安先生指出的“《桃花扇》耐唱之曲,实不多见……通本无新声,此其短也。”“《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吴梅词曲论著集》第271页)这两点《桃花扇》研究者尽人皆知,他们对主张《桃花扇》“在泰州基本完成传奇文本”、“多次试演”、“通过演员的演唱来检验‘一字一句’是否能‘入之声律’”的论调,实在不是“利好消息”。桂平先生说,孔尚任“虽然在泰州时已着手创作,但主要还是在收集素材(结交前明遗老,寻访遗迹)的阶段,最多也只能是写了一个尚待反复修改的初稿,决不可能拿出来演出的。”我认为,说得很审慎。三百多年前的事,只能凭当年留下的文字或实物说话。
    泰州为纪念孔尚任新建了桃园,在其中复建他一度寓居的陈庵,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主张《桃花扇》在泰州写成初稿或二稿。孔尚任在淮扬治水期间结交了众多的遗民,采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又去南京漫游了两个多月,实地探访侯、李、柳、苏等人生活过的场所,积累了许多感性知识,也许在跟遗民朋友的交往中还感染了他们对史事的看法,这段经历,对《桃花扇》能达到现在公认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所起的作用是研究《桃花扇》的人十分重视的。孔尚任自己说:“予出使三年,居海陵者强半。”在泰州建纪念孔尚任的公园,纪念他人生中这一段重要的历程,谁曰不宜!以为只有承认《桃花扇》是在泰州写成初稿并试演才能纪念他,不然就是“底气不足”、“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这太狭隘了,实质上是没有认识到淮扬治水这三四年对孔尚任思想的影响、对《桃花扇》能成为著名的悲剧的巨大作用。我们研究《桃花扇》跟泰州的关系,第一要义是弄清史实,一切从事实出发,如果一味主观臆断,岂不叫人想起大观园中史大姑娘行的酒令的酒底儿:“这鸭头不是那个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有人说,孔尚任对在泰州编写《桃花扇》一事讳莫如深,与好友都保密不谈,因而没有人知道。并说,这是由于封建社会视编写谈情说爱的戏曲小说为诲淫诲盗,有违儒家礼教,孔尚任是在任官员,应勤于王事,岂能在治水期间不务正业,何况当时泰州知州施世伦正与他不睦,他的友人吴绮、袁于令就是因为在任所编剧、唱曲遭弹劾丢官的。这种猜测并不正确。明清社会乃至统治者,并不把杂剧、传奇一律视为诲淫诲盗之作,文人为官期间创作戏曲的例子甚多,孔尚任自己就是在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写成《小忽雷传奇》和《桃花扇》的,而且是公开进行,并未藏藏掖掖。至于吴、袁的丢官另有原因。袁于令的《西楼记》在明末已经成为名剧,清初他还带了演员到北京演出。顺治四年至十年袁任荆州知府,后被撤职是因侵占钱粮。吴绮在顺治十三年任兵部主事时,奉旨据杨继盛事迹作《忠愍记》传奇,并因传奇得宠,十五年升员外郎。康熙五年吴绮任湖州知府,挫抑豪强,一时肃然,后被当地士绅仇视中伤,九年解职。这两人的事迹不能用来作为“孔尚任保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