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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上江文化对泰州的影响
新闻来源:时间:2014-02-06 21:27:21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浅析上江文化对泰州的影响
张树俊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从历史维度看,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积淀;从地域维度看,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而构成的产物。泰州有着特殊的区位环境——处于吴越文化、楚汉文化的交汇点;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变迁和积淀过程——多次接纳外地人口的迁移,所以,泰州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吴楚南北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泰州历史上处于长江的最下游,且泰州一直是发达而平安的地区,所以,泰州在接受南北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上江文化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货物交流;学术交流;人口交流;文化交流;上江文化

    中国地理学上一般将长江干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大部分。自源头至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的南津关为上游,湖北宜昌南津关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至长江人海口为下游。而在江苏则有上江、下江之说。江苏的上江与下江之说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上江多指长江在江苏以上的流域,而江苏及其以下流域为下江;又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这是狭义的上江、下江之说。本文主要就广义的上江、下江而言。因历史上的泰州是长江的人海口,且古时的泰州地域宽广,它是下江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本文所要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是一个上江文化对下江文化的影响问题。
    1、发达的盐业和水上运输业促进了泰州与上江的货物交流
    泰州地处苏中地区,长江北岸,历史上就是一座通江达海、兼容并蓄的滨江城市。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泰州文化与水的关系更为密切。唐代诗人王维在《送从弟惟祥宰海陵》诗中对于泰州之水叹之日:“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喷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当然,说泰州文化与水的关系密切,并不是仅仅因为泰州城是一座水城,而是说整个泰州区域的发展都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泰州处长江尾闾、淮河下游、大海之滨,江、淮、海三水在这里汇聚,清、浑、咸三味在这里交融。泰州历史上的鼎盛,是从大海、从盐业开始的。在黄河夺淮、海势东迁之前,这里的人们引海水烧盐、制盐。明代两淮盐场29个,其主要产量仍集中在泰州沿海地区的淮南中十场。据明史《食货志》统计,当时全国7大盐产区,洪武时产盐95万大引,两淮占百分之36.8%;弘治时产盐178万小引(大引每包200千克,小引每包100千克),两淮占百分之39.5%。两淮共上缴盐税60万两白银,占全国盐税总收入95.4万两的62.9%,其中淮南泰州大盐场占据了半壁江山。据《两淮盐法志》记载,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1802—1911年)110年间的4次统计,两淮共产盐84.6万吨,其中泰州中十场产盐49.7万吨,占两淮总产量的58%。延续至清代中期,泰州盐业生产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2]又据《中国盐业史》载,南宋时泰州曾创下中国盐业专卖史上的惊人记录:泰州盐仓场一年内支发“客请盐,及四十万袋”[3]。仅有发达的海盐生产还不够,还必须把它运出去,而泰州恰恰有发达的海盐运销水系。
    一方面,泰州境内水系较为发达,是长江(通南)水系、淮河(里下河)水系的交汇处。早在1千多年前的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海陵县升泰州之时,包括里下河地区的兴化、盐城及海边的今东台、大丰、海安、如皋、如东等地均归属于泰州。明永乐二年(1404年)从泰州城东北,经淤溪、溱潼、时堰、西溪至东台西南串场河间又开泰东河,海边盐场生产的海盐就从串场河直接沿泰东河运到泰州。里下河的粮食、棉花、豆类从兴化向南,更是直通泰州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水利学家冯道立绘制过一幅《淮扬水利全图》,图上达长江,下抵淮河,左至黄海,有到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在这广袤的淮扬水系中,分布着泰州、海安、东台、兴化、高邮、宝应、盐城、阜宁等州县,这些州县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里下河大平原。平原里丰富的水系大致可分为东、西两个系统。东边由串场河把南北诸多盐场串通,西边兴化护(乌)金荡将东、西、北三方的水汇集。泰州正好处于里下河平原南侧的中心位置。城东北经泰东河与串场河相接,城北边由卤汀河与兴化的乌金荡相连。这样泰州城的水就和里下河地区融为一体,成了里下河自然天成、恰如其分的门户。[4]
    另一方面,泰州与扬州同为江北商品流转中心。泰州是江淮之间通江人海的交通枢纽和重要门户,有“百谷汇集之区”之称。自泰州人海,可通日本;人江西上至九江而南,可达南昌;沿赣江、北江转向交州、广州,可远航东南亚、东亚各国;自九江向西,经鄂州(今武昌)西通巴蜀。货物流、信息流、人流的中转带来文化的交流。相传,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国的圆仁和尚到扬州学习佛法,乘船抵达中国东海岸的大江口,上岸伊始,他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答日,“大唐泰州海陵县大江口”。圆仁和尚沿运盐河航行途中与官盐运船队相随并行,所看到的情景令他惊讶不已,回国后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中描述说:“官盐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4]
发达的盐业和水上运输业促进了泰州与上江的货物交流。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泰州的盐粮运往上江。上江的瓷器、服饰等杂货也随运盐、运粮船运往泰州。从泰州出土的文物来看,泰州地区出土的青釉十系罐、青釉莲瓣纹盖罐、龙柄鸡首壶等,釉色透明清亮,玻璃质感强烈,造型优美,花纹精细,比起南京出土的六朝青瓷精品来,毫不逊色。此外,泰州西郊,也曾多次出土过南朝青瓷,据专家说,这些文物大多是湖南湘阴窑的产品。也就是说,在货物交流中,上江给泰州带来了不少的文化珍品。
    2、阳明心学的传播促进了泰州学者与上江的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上江文化对泰州影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从历史上看,泰州与上江的学术交流一直不断,而其中最大的交流活动则是泰州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思想的交流。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是明代心学运动中一个带有激进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平民价值观的重要学派,也是中国思想史上饮誉海内外的一个重要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平民哲学家。他不受传统儒学的思想束缚,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大胆地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改造、拓展,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敢于批判否定,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在王艮身上体现了创新精神,其创新理论充满了时代气息。但王艮毕竟是王守仁的高足,他的思想受到了王守仁深的影响。
    王守仁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创始人,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虽然生于浙江,其实他与上江渊缘极深,也算得上半个上江人。一是他17岁(孝宗弘治元年即1488年)娶诸氏完婚于江西南昌。二是他“成道于贵州”(明朝正德三年即1508年,35岁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40大板之后,并发落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悟道”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三是他一生主要在浙江、贵州、江西三处讲学,而主要在贵州和江西讲学。四是其一生在江西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较长,直到最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
    王艮接受王守仁教育的时间较长。据史料记载,王守仁48岁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在江西投其门下。《年谱》上说:“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八岁。时阳明王公讲‘良知’之学于豫章,四方学者如云集先是。塾师黄文刚,吉安人也,听先生说《论语》首章日:‘我节镇阳明公所论类若是。’先生讶曰:‘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泪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论学如我乎?不可不往见之,吾俯就其可否,而无以学术误天下。”[5]即买舟去豫章。其后王艮不断往来于泰州与豫章之间。王艮在豫章期间不仅跟从王阳明学良知之学,而且在豫 章大搞学术活动。如王艮42岁在会稽时,“是年春四方学者聚会稽日众,请阳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同志惕然有省。未几,阳明公谢诸生不见,独先生侍左右,或有论,诸生则令先生传授”。又如王艮43岁时,“春正月,往会稽。先生奉守庵公如会稽,并诸子姬以从。会广德,时邹东廓守益以内翰谪判广德,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聘先生与讲席。……秋七月,会孝丰。郭中州治时尹丰聘先生开讲,刻诗学宫,以示诸生”。再如,王艮47岁时,王守仁去世,王艮往会稽,“会葬阳明王公。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5]72。王艮的学侣也大都是上江人,如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王臣、吴悌等等。[6]王艮的这些上江学侣也给王艮以很大的影响。
    此外,王艮的及门弟子很多。袁承业先生编弟子师承表得诸贤487人,据年谱所载,依其问学之先后则有除泰州和少部分其它区域的以外多数为上江人。东台袁承业在辑《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自序中说:“表分五传,传各有所据;间有据而未确者,即于传中注一附字以别焉。计得诸贤四百八十七人,可谓盛矣。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他还在此注日:“据表中江西得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东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7]可见王艮弟子除江苏外,主要以上江人为主。如贵溪徐樾、张士贤,道州周良相,泾县吴标、王汝贞,南昌程伊、程俸,东乡吴怡,乐安董燧,永丰聂静,婺源董高,丹徒朱锡,南昌喻人俊、喻人杰、罗楫,泰和张峰,会昌胡大徽,歙县程弘忠,等等。当然,在上江的这些弟子中又以江西、安徽人居多。在这些弟子中王艮最得意的门生除了他的儿子王襞、仲弟王栋及本地人韩贞等少数人以外,大多也是上江人。如,徐樾,字子直,号波石,贵溪人;颜钧,字山农,吉安人;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梁汝元,字夫山,其后改姓名为何心隐,吉州永丰人;赵贞吉,字盂静,号大洲,蜀之内江人;等等。古语云“教学相长”,显然,王艮的思想也必然要受到上江学生的一些影响。
    3、富饶平安的环境促进了泰州与上江的人口交流
    泰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人口变迁有着重要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州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区域,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变迁,使泰州文化始终处于动态交流和不断的发展状态。或者说,泰州文化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区域性的文化分隔,提高了泰州文化的开放整合程度。逐水而迁,是古代迁移的一种最好方式。泰州属于最下江,因而具有容纳上江之优势,所以西人东迁虽然在历史上一直不成规模,但也是连续不断。
吸引上江人口迁入泰州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因为历史上的泰州比之于上江的许多地区要发达得多。泰州“州建南唐,文昌北宋”,人杰地灵,物产丰厚,古之称海陵,与金陵南京、广陵扬州、兰陵常州齐名华夏,饮誉神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写道:“泰州城不大,但各种尘世幸福极多,有许多船舰,更有极多走兽飞禽可供野味,大河上船舶甚众,皆辐辏于此。”[8]古泰州是扬州以东直至海边的宽泛地带。从春秋开始煮盐,经济逐渐繁荣,宋代进入鼎盛期,街长2.5千米、商号林立、园林愈百、寺庙遍布,有4平方千米城池两座。到了明清时期,泰州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集散处、里下河通江达海的总门户、行商住贾聚集地、南来北往的中心。盐城、阜宁、高邮、兴化等地粮帮粮贩以及农民都来泰州设行销售,上行、下行、堆栈、米厂也就应运而生。江南、江北的粮食行情,均随泰州、姜堰的粮价涨落而涨落。上海、苏州、无锡、南通等地的粮商和面粉厂争来泰州采购。清乾隆时,泰州已有粮行60多家。里下河地区的水稻和麦子经过泰州大宗销往苏南;苏南及外省的绸布、南货、茶叶、中药,以及后来的五洋、百货、西药等,也经过泰州转销周围城乡。百年老店与大商号多集中于北门坡子街,并向北延伸到彩衣街、向南延伸到城内大林桥一带。坡子街街面虽然不宽,但店铺林立,南货店、绸布店、中药店、茶叶店、银楼钱庄、烟酒店、烧饼店、鞋帽店、漆店、粉房、茶馆、旅馆、浴室、皮货店、花粉店、膏药店等应有尽有,非常热闹。同时,泰州的居民也不断增多,文化也随之兴盛,数十名进士府第居于城中,城里显得异常繁荣。[9]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吸引了大批上江人口的下移。
    其次是因为泰州的安定。明末清初,清兵进入扬州后十日屠城,大伤了扬州元气。此时的泰州却较为平静,社会也较为安宁。泰州在宋代营造起来的繁荣终于在元末毁于战火。明清五六百年间,泰州战乱稀少,社会相对安定。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长江两岸自九江以下多处地方先后都有战事,唯泰州处于缓冲地带,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之州”。因为战乱较少,吸引江南、安徽、苏北及苏中其他城镇的客商与资金不断涌入,刺激了泰州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宁、扬州等地被太平军攻占时,藩、臬、道、运司等衙署先后移驻泰州,除江南、扬州外,上江也有不少居民及客商也纷纷迁居泰州,使泰州成为区域性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9]同时,由于泰州历史上长期的富足、繁华与安定,不少上江名人名贤或游历泰州,或为泰州过客,他们在泰州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印迹。如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欧阳修曾游历泰州,并为泰州作《海陵许氏南园记》;再如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等都曾到过泰州,给泰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有如文天祥曾路过泰州,并写下了《泰州》、《发海陵》、《旅怀》等诗;特别是他路过姜堰天目山曾写有“羁臣家万里,天目鉴孤忠”的著名诗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4、强化盐业的管理促进了泰州与上江的吏治交流
    我国的税赋最早始于夏周时期,当时对商人征收“关市之赋”,对打渔和狩猎者征收“山泽之赋”。 春秋时期,鲁国率先开始对土地实行按亩征税,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初税亩”,自此,田赋成了中国古代税收的主要形式。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在泰州征收盐税。泰州盐业发达较早,并且以“富有红粟,鱼盐之利,驰名远近”,加之由于地域辽阔,盐场众多,盐税资源十分丰富,因而泰州也就成为税吏第一关注之地。
    泰州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乾元元年(758年)和宝应元年(762年)刘晏曾分别在海陵设盐监。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刘晏掌盐政自宝应元年至大历末年(762-779年)计十八年,盐税岁人始为四十万缗,终为六百万缗。”[10]即18年中盐利增长14倍。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唐王朝恢复盐税制度,始在全国十大产盐区设盐监,并在销盐区设巡盐御使管理盐务,十监中仅四川大昌监为井盐监,余几监均为海陵产区,其中海陵监为十监之首,从而奠定了泰州地区在全国食盐产区全国盐税主要征集地的地位。据考,宋绍兴末年(1163年)年,泰州所收的盐税高达六七百万缗,“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宋代史称“天下大计仰东南,东南大计仰淮南”。泰州所收盐税占盐税总量的50%。[11]正因为两淮盐业,特别是以泰州为中心的淮南盐场盐利最资国用,宋朝廷对淮南盐的运销和保护极为重视,多次出资整治运盐河和堰闸。
    为了增强对泰州盐业监督管理的力度,朝廷先后调配了很多外地官员到泰州主政,其中许多是上江人,他们对泰州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举几例:
    (1)晏殊是北宋文坛上地位很高的文人,官至宰相,天圣间(1023-1031年)曾任泰州监官,监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留有精彩诗篇,如他写泰州西溪牡丹之作《浣溪沙—牡丹》:“三月和风满上林,牡丹妖艳直千金;恼人天气又春阴,为我转回红粉面;向谁分付紫台心,有情须滞酒杯深。”[12]
    (2)“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曾任海陵郡从事。天圣(1023一1031年)年间,海陵建文会堂,时西溪盐监范仲淹与滕子京交往甚密,曾为此堂赋诗《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一首。诗日:“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读书对周孔,琴瑟视羲皇。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一学许查周,三迁徐陈唐。芝兰一相接,岂徒十步香。德星相聚今,千载有余光。迸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声,精色俱激扬。栽培尽桃李,栖止俱鸾凰。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猗哉滕子京,此意共而芳。”[13]
    (3)晚清思想家魏源,道光初年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对海运、水利诸政多所建言,力主以海运代河运,重申“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周家之元气”。道光八年(1828年)魏源入京任内阁中书,与同僚龚自珍以讲求匡时救弊之学而齐名,有“龚魏”之称。后居父丧侨寓扬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倚重,力赞陶澍以票盐法整顿淮北盐务。后法行淮南,使两淮盐课成数十万增长,年收银500万两。促成两淮盐法改革,是魏源对当时盐政的重要贡献。魏源在泰州兴化的名宦事迹在县志中有很多记载,如《兴化县续志》卷中说:“魏源在任兴化期间,兴水利,施善政,育人才,百姓称颂。卒后,士民公请附祀于兴化之范文正公祠堂。”[13]魏源还留有“登临不独看春色,要看千家雨后田”等关心农民、农田的诗句。
    (4)泰州任知州的曾致尧,是北宋以来南丰第一个进士。先后任过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两浙和京西转运使;当过寿、泰、泉、苏、扬、鄂等州知州,官至礼部郎中,后改任吏部郎中。他还在泰州州衙中辟水洲、修园林,积翠亭、望京楼、荚蓉楼、清风楼等参差错落,风姿秀逸,为泰州的园艺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5、徽商徽班的出现促进了泰州与上江的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是文化融合的基本途径。文化理论也认为,社会互动中客观地存在着文化流。当然,这种文化流不仅限于文化的内部,同时也存在于文化与经济、与社会的各种活动之间的“交流”。泰州区域文化正显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州区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上江来泰的商业经营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
    首先是徽商来泰州的经营活动。由于泰州是苏北粮食集散地,也是产盐的主要地区,历史上商贸业就比较繁荣,所以来泰经商者很多:镇江人来泰经营南货业,福建人来泰经营旱烟业,还有山西汾阳人来卖汾酒的,陕西人开皮货店的,但来泰州最多的、对泰州影响最大的还是徽商。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簿,这些“非善耕作之地”使得徽州山民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维持生计。泰州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在历史上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交通地理条件优越,泰州地区也就成为徽商们的首选之地之一。皖南来泰州经营者所经营的项目也很多,如经营茶叶、漆业的有洪姓、胡姓,以胡允源为代表的茶商在姜堰南街开创胡源泰茶庄;此外,经营盐业的有吕姓、汪姓;经营布业的有江姓;经营香业的有姚姓;但更多的是经营盐业。食盐是上至天子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必需的消费品。徽商们首选的行业自然也就是盐业。泰州是徽商活动的最重要的地区一,这些商人侨寓泰州。经营盐业和典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不少商人由此乐不思蜀,有的也就定居在泰州,再也不回去了。
    徽商来泰给泰州人以很大影响。如徽商好儒,他们不仅利用儒学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翰墨知识,而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这是贾儒之间深层次的结合。绩溪《西关章氏族谱》说徽商章策:“盖君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14]这就是“贾名而儒行”,“以儒饰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吸引了商人,还使得众多的文人雅士像滚雪球一样在扬泰地区越聚越多,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崇儒情结,对泰州崇儒重教文化风气的形成以及泰州的商业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徽商们在泰州为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徽商对泰州的影响是多方位、多层面、多形式的。如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以“粉墙黛瓦,封火山墙”为特色。徽州商人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富甲一方,建宅也不敢违背封建等级规,只好“三间五架”。为了显示经济实力,徽商除了采用一屋多进、宽通面以外,在室内外装饰上尽量讲究,从而使得徽州三雕艺术(砖雕、石雕、木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发展。一宇之中,三雕骈美:砖雕清新淡雅,玲珑剔透;石雕凝重浑厚,金石风韵;木雕华美丰姿,窈窕绰约。三雕构件与主体建筑有机结合,竞相生辉,形成一种优美典雅的建筑装饰风格,从而使得徽州传统民居建筑更加别开生面。泰州的建筑与之虽然不同,但也接受了他们的不少技法。如泰州的溱潼现存古民居面积6万多平方米,其中明清建筑2万多平方米,古巷23条。镇上各家门楼都用磨砖一层一层向外挑出,精工细作, 美观大方。多数门上有砖雕“福”字和“喜鹊登梅”、“桂树蝙蝠”的图案。少数院内还有砖雕仪门和正对大厅的砖雕照壁,内容有三国、水浒人物故事,渔樵耕读情节,吉祥如意的福、禄、寿等。此外,徽商在推动泰州绘画艺术、园林盆景艺术等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徽商文化层次较高,会诗词歌赋、懂书画古玩的为数不少。徽商财富骤增之后,大力搜集、珍藏书画,为泰州画家的作品提供了市场;同时泰州画家也得到了一些徽商人的资助。还有,泰州是扬派盆景的发源地,盆景艺术源远流长。泰州盆景园内珍藏着千年古柏,我国第一代盆景艺术大师王寿山先生在泰山公园工作时的代表作品和收藏的古盆、古几架、剪扎工具等在园内完好保存。徽派盆景是中国盆景重要流派之一。明清时期,在泰州的徽商也对泰州的盆景艺术的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二是徽班来泰州演出活动的影响。徽剧是我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种,是京剧两大渊源之一。明清时期,徽班有民间职业班、业余班和徽商组建的“家班”之分,地位显赫、艺高一筹的是徽州富商出于应酬交结和家庭娱乐目的而组建的家班。如清乾隆年间进京献艺的“庆升班”是徽商曹文埴的家班,为恭迎圣驾在扬州演出徽剧技压群芳的“春台班”是侨居扬州的徽州大盐商江春的家班。[15]乾隆皇帝80大寿,全国各地的诸剧种都应召纷纷进京祝寿。当时徽班是较大的剧种,进京领班者为著名演员宝应人高朗亭。他率领戏船渡洪泽湖,沿大运河北上,为解决衣食问题,船上置有搭台设备,沿途在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里下河地区演出。在演出期间,他们还吸收了当地不少艺术骨干。嘉庆三年(1798年),清廷发布诏谕,禁演地方戏曲。遗存于苏北的徽班,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称里河班,演出于南通、如皋、东台、海安、泰县(姜堰)、泰兴等地;西路称下河班,演出于盐城、阜宁、淮安、兴化、宝应、高邮、江都等地;两路又统称里下河班。两路徽班受到北京徽调皮簧的影响,长时间实行徽、京并举,直到民国年间才完成向京剧的转变。晚清至民国初年,农村神戏盛行,求雨、治蝗唱求神戏,庄稼生长期唱青苗戏,丰收后唱酬神戏,逢香会唱会戏,牛市、船市唱行会戏,富户有喜庆事唱庆贺堂戏等。徽、京班因之获得发展,一时班社林立。下河地区徽、京班为数亦多,仅兴化民国年间就有30个班。直至上世纪50年代,兴化、江都、泰兴等县京剧团还有原徽、京班的成员,有的人还会唱徽调。里下河徽、京班一般于每年农历5月13日散班,11月13日重新集班,人员不完全固定。这些班多演出于寺庙的庙台,有时在广场搭台唱戏,水乡演出则常于河边或船上搭台。里下河徽、京班演出剧目甚多,据统计,不下八九百种。多数取材于《三国》、《水浒》、《列国》、《隋唐》、《杨家将》、《岳传》、《英烈传》等演义故事,有时也演一些移植的地方小戏。在表演上较注重武戏,翻跟头、刀枪把子颇为出色。演文戏重在做功,身段程式讲究以武功为底子,谓之“文戏武唱”。行当划分较细,也有不少演员“一角多能”。徽、京班的演出实践,对南派京剧和当地剧种扬剧、淮剧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扬剧在剧目、表演、音乐、化妆等方面均向徽、京班借鉴;淮剧早期曾与徽、京班同台演出,时称为“雨夹雪”,艺术上得益于徽、京剧而趋于成熟。[16]总之,徽班来泰州演出,既增强了泰州人对京剧、淮剧等戏曲的兴趣,也为泰州培养了戏曲人才,这对推动泰州的戏曲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学纯,常康,刘渝庆.泰州诗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7.
    (2)吴克嘉.吴盐如花皎白雪——话说历史悠久的泰州盐文化
    (3)李兆贵,王申筛.泰州盐宗庙
    (4)黄炳煜.远客干帆水绕城——泰州城水系史话(N).
    (5)王艮.年谱(M)陈祝生.王心斋全集.
    (6)王士纬.心斋先生学谱(M)陈祝生.王心斋全集
    (7)袁承业.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M).泰州:泰州图书馆藏.1910(清宣统二年).
    (8)黄炳煜.水城春秋
    (9)徐金城,张剑.泰州史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10)佚名.泰州盐文化寻古
    (11)武瑁.王庙与北宋盐务印管(N.萧山日报,2005—11 一10
    (12)王长发,朱学纯.古诗咏泰州(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 社.1993.
    (13)夏剑钦.魏源宦迹访闻
    (14)黄继林.扬州文化研究
    (15)严世善,赵熙祥.徽商与徽班(J).徽州社会科学
    (16)渔华.京剧在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