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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学派遗书》序
新闻来源:时间:2014-02-07 16:14:37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太谷学派遗书》序① 
刘蕙孙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所创立。太谷名毂字星垣,号太谷,又号空同子。太谷学派初无其名,太谷和其门弟子最初都自称为“圣功弟子”。“圣功”之意,出自于《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说,宇宙与人都是秉赋自然界的生机而产生、发展和作用的。一般的人则是随此生机而生而没而转化。能够养得其正者,则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共明”,这就是所谓“圣功”。“圣功”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德”,《论语·颜渊》中“视听言动”之“视听”作用。视听的作用在于认识客观存在,所谓“视思明,听思聪”。但所谓“耳目聪明”,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眼睛亮,耳朵尖,而是《周易·系辞》所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换句话说,就是“视听”本能的感应作用。经过这样“视听”的本能,以“言动”支配客观一切,使它尽美尽善,即《大学》所谓:“在止于至善”。《庄子·天下篇》称前者,即“视听”的认识作用为”内圣”,后者命令支配的成果为“外王”,此就是“内圣”与“外王”之学。而“内圣”和“外王”又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养正而取得。千古儒家的学问根本就在于此。由于后世儒者不理解“内圣”、“外王”的相互作用,而把“内圣”、“外王”分成两截,专以人知用事,“内圣”之功遂不存于人世。只有《大学》所说:“致知在格物”、“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儒家学说一贯之道理。因其关键在于修身,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太谷之学是他早年奔走四方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后,借鉴佛道,得到儒家“内圣”、“外王”的一贯真理,才提出的“圣功”学说,以做一个“圣功”弟子,来作为自己及门人的奋斗目标。由于周代以后,一般人不懂儒学的根本,以为“致知格物”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内圣”、“外王”的一贯关系,就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所制定的一套人与人关系的制度。到了明朝晚期,更有人认为程朱理学也是迂腐的,“口言仁义道德,心存高官厚禄”就是儒家。太谷“圣功”之学则强调身心性命,许多人说他是受了佛、道的影响,合三教为一,甚至以为是受到福建莆田林兆恩三一教和江苏松辽陈智的“三教一家”之说的影响。其实太谷在《周氏遗书》中是绝口不谈佛、道,书中所谓“二氏”是指《论语》中所说的老、彭。太谷弟子张石琴,为了讲学方便、世俗易懂,才谈到了佛、道。但在其《与秦云樵书》中,对佛、道之学的态度已说得很清楚了,“圣功之学”实非三教合一。又因为找不出学派的渊源,人们就任意为之命名,如“泰州教”、“太谷教”、“大学教”、“空同教”、“黄崖教”等等,全是旁人所虚构。太谷学派之名是出自一九二七年卢冀野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一文,卢氏是钟泰的学生,钟泰(字钟山)又是黄葆年的门下,对于太谷学派有一定的了解。学术界认为这个名字较为妥当,遂固定沿用了下来。
    太谷学派的实际渊源,其再传弟子谢逢源在所编《龙川夫子年谱》中说:“包羲天子也,文王诸侯也,周公卿大夫也,孔子陪臣也,太谷庶人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太谷之学与一般的小儒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是和羲、文、周、孔一致的。但学派中的其他一般门人,对谢逢源的话却理解不透,说太谷是直承羲、文、周、孔而来,太谷学派的道统应是”羲、文、周、孔、周”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周太谷在《周氏遗书·进学解》中自说:”学者果能循朱、张、程、程、周、孟、思、曾之绪,而后寻孔、颜之乐,复与几存义之德,庶不负斯进学之解云”。又在同篇中特别写了一个《道州节》,‘道州”指的
    ①1997年9月23日《光明日报》刊出此文时,题为《谈谈太谷学派》。

是濂溪周敦颐,从而更明白的说明了太谷之学实际是渊源于宋学。“羲、文、周、孔,周”中的最后一个“周”,实在是指周敦颐。过去没有见到学派的遗书,范文澜先生在延安本的《中国通史简编》中称:太谷学派是”王学”(阳明)的左派。我也如是误解。后来范老见到资料后,就把这种说法去掉子。现我也在此纠正这一错误。
    关于学派的遗书,本来儒家讲学是口口相传,专述前王之道,所以孔子说是“述而不作”。太谷逝世前,遗嘱门弟子说:“文章在笥,予之传其在是矣!”汪全泰遂将其全部文章带回加以整理。后来张石琴在山东黄崖讲学,汪又全部将此转交张石琴。因为其主要内容都是解答其及门弟子所问的”九经”、”四子”中有关”内圣”方面的文章,张石琴就将此编为《十三经或问》,后又以其他的文章附之于后,合称为《周氏遗书》。清同治五年(1866年),山东巡视阎敬铭的部下因贪功而污蔑张石琴为教匪,发兵围剿。石琴及门弟子不屈,举山自焚而死,死者多达两千多人,所藏遗书因此也付之一炬。按:太谷弟子中最早有陈一泉,原是-佛家;另有韩仰瑜,本是一道家。当初太谷则是他们的门下。太谷悟道后,陈、韩反拜太谷为师。道光初年,太谷到扬州讲学,又有进士出身的汪全泰拜在门下。太谷曾给汪全泰写过一封信,云:“尔孝尔慈尔尊师尔仁民,予门微陈、韩,皆不及尔矣。”到了晚年,又 得到仪征人李光炘、张石琴,共为五大弟子。黄崖事后,汪全泰避祸,在京作部郎,绝口不谈学派之事,他的文集中也只字不提。假如没有太谷学派遗书的资料,人们就不可能知道他与太谷学派的关系。
    黄崖事后,除去陈、韩二人终于方外,太谷学派的主要传人是李光炘(龙川)。 由于黄崖事件在当时是被定为叛逆,学派的活动遂转入地下。不久,李龙川得到了曾国藩的谅解,又开始较公开地在大江南北讲学。我的祖父铁云先生刘鹗是李龙川的门下。清光绪庚子后,黄崖案得到昭雪。此时李龙川等人均已作古,过去的事件也渐为历史所冲淡。 一九O二年,铁云先生和同门毛庆蕃、程恩培、杨士晟等就合议在苏州葑门内十全街建立一个学舍,请原在山东作县官的黄葆年和在江北小规模讲学的蒋文田作为学舍的主讲,黄正蒋副。又因为蒋在江北讲学是为了继承黄崖张石琴的道统,故称之为北宗,黄葆年则为南宗,是为南北合宗。由于此时星散在四面八方的龙川弟子又渐渐回到苏州,取“牧马归群”之意,命其学舍为“归群草堂”。铁云先生是归群草堂的骨干,我的姑母也嫁给黄葆年次子黄寿彭,我的父 亲贞观先生刘大绅拜从黄葆年门下,我的继祖母也是黄的门人,我们一家与太谷学派的关系可以说是很深的。我在小时候,只见过一本《龙川诗钞》,稍大点又听说《周氏遗书》共抄了十二部,分给黄、蒋、杨、刘等门人,但我们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还有其它的遗书。归群草堂的黄、蒋两先生逝世后,一九二五年首座李平孙先生继位,不到一年李也作古,归群草堂遂失去了合法的继承人。我的姑丈黄仲素(寿彭)请蒋文田夫人以师母身份令他主讲。此时,归群草堂的经济支持者刘、毛、杨、程诸家的老辈都先后作古了,因此草堂日渐不景气。本来有些门下经常由草堂给予相当的生活津贴,此时也办不到了。我的继祖母郑氏老太太,本来是草堂女生的学长,一九三六年到天津我家就养。她把铁云先生珍藏的一部《周氏遗书》也带到天津,我父亲与我们这才第一次看到太谷学派的主要著作。我们觉得学派思想与平时传闻是完全不同的。我父亲本来是学西洋哲学的,后也研究阳明心学与佛学,名义上虽是黄葆年门下,但实际上接触并不多,因有了周氏遗书,才深入研究。我们在天津家的邻居中有一位著名的中医潘孝侯(葆真)先生,是我父亲的表兄,也是黄葆年的门下,但他当时手中连《龙川诗钞》也没有,向归群草堂要,也说没有。我父亲就和他商量,现在同门中许多人要这本书而得不到,我二人不妨合印此书,赠送给大家。于是就印了三百本,内容除去诗以外,还把《李氏遗书》及我祖父在世时石印的李龙川《素隐术》及几首原诗集未收的诗一并刊印发行。印成后先是寄奉几十本给归群草堂,请代赠同门。二人以为这是好事,意想不到黄葆年嫡传弟子一代中以黄仲素为首,联名来了封信,谴责我父亲和潘孝侯先生,说这是泄漏天机,罪无可赦。并指出挽救的办法只有将《李氏遗书》那部分拆下来,烧成灰,用黄绸子包了,雇一小船送到扬州江心,在人间不留片纸只字。《龙川诗钞》则要全部重新装订,送到扬州的龙川草堂保存,不准私自送人。门弟子中想请《龙川诗钞》的,可以写信给归群草堂,经全体讨论决定后,再赠送一本。我父亲与潘先生看了来信后,不大理解。潘先生主张不予理睬,我父亲则主张与他们辩沦。遂由我父亲执笔,写了一封好几千字的长信,辩论说:在当初,《遗书》不敢示人是因为有黄崖教案的关系,现事隔数十年,黄崖教案已呈请昭雪了,归群草堂也创立三十余年,为何还要保密?孔孟之书,佛道经典,为何也可公开刊行,而不保密云云。苏州的一些门弟子见信后,认为此信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没有力量控制,遂不了了之。但意料不到,在来信具名人中有一位叫张令贻(名德广)的,见到此信后,又单独来信与我父亲说:归群草堂旧藏的有些遗书本来很零乱,他个人投资,经黄葆年同意,已整理抄清,共得八十余种。归群草堂中一些家境贫寒的门人就以抄写费资助。因他个人经济实力不够,还曾回家变卖田产来办此事,所以苏州人称他为“张三疯子”。又说:我父亲与潘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也就把他自己所编抄的遗书书目寄赠一份。张令贻是程恩培的内侄,和我家还是亲戚。由此,我们才知道原来太谷学派还有这么多的遗书。几年后,我们搬家北京,遇到一位汪中方先生,也是黄葆年门下。得知此事后,他就登门来要《诗钞》,亦认为苏州那些同门思想太保守了。并说,先生(黄藻年)当时也并非不给人看遗书,门弟子要求读的书,还是时常指定让人抄。他自己就已抄存《张氏遗书》、《观海山房追随录》、《十三经或问序》和《濂溪一滴》等几种。后又将他所抄者借给我们传抄,我们这才又见到了《周氏遗书》和《龙川诗钞》以外的学派遗书。
    抗日战争时,苏州沦陷,我姑母已死,姑丈黄仲素等人就去江北泰州避兵。但归群草堂的房子依然保留。抗战胜利后,姑丈回到苏州,不久与张令贻等先生先后作古。而张先生所编的《归群宝籍》均归草堂所有。解放初期,我父亲归养苏州,还陆续从草堂中借抄了部分遗书。但好景不长,草堂房东卖房拆迁,所存遗书由我表兄黄花农(玉琪)全部收藏,再不许家人外借了。《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三年第四期发表的孙庆飞《太谷墓与太谷学派活动》一文披露:据李兴甫口述,一九五一年寒假左右,“苏州一詹姓门人,将手抄本《太谷遗书》外传,李兴甫等人雇船于苏州河上,逼詹姓人交出全部藏书,于河面上焚毁。”
    因为太谷学派的组织活动和思想内容,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是个空白与断层,学术界对其十分关注。尤其是范文澜先生,得知刘鹗是太谷学派的骨干,就一再向我了解有关学派的内容及有否遗书行世。解放之初,我听说有些遗书交归苏州图书馆,就立即写信向范老汇报,建议将全部遗书收归国有,组织力量研究。范老亲笔回信说:这样做是应该的,只因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国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待来日再说。又要求密切注意情况并及时联系,我如命将原信收藏,可惜文革期间亦被破“四旧”给抄走了。一九八八年,江苏淮安建立刘鹗故居,召开“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暨《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我们应邀出席。当时出席大会的人一致认为:要研究刘鹗思想,一定先要研究太谷学派。泰州宣传部门的领导在会上称:在文革破“四旧”时,太谷学派门人手中的遗书大都散了出来。后以泰州图书馆为主,访求搜集了四十余种。时又有一些人不赞成公开流通,但有一老人萧齐先生,其父为黄葆年的门下,则极力主张流通,并组织了一些老人家,在泰州东门新华书店古籍组,代人抄写。只要有人订购,就予代抄。福建师大图书馆方宝川同志遂与之联系,订购了一套凡三集二十六种五十三册。一九九一年十月,我与方宝川同志及德国汉学家屈汉斯博士一起到苏州、扬州、仪征、泰州等地考察太谷学派遗迹。在泰州市政协副主席杨本义先生的安排下,我们到了泰州图书馆,看到了该馆珍藏的所有学派遗书。得知泰图所藏,大都也是传抄本。至此,我所见到的原抄本,一是铁云先生旧藏的《周氏遗书》,文革间怕遗失,赠送给了浙江省图书馆。二是抗战期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过一部装璜版式与我家完全一样的一部《周氏遗书》,据说也是所谓十二部之一。三是现存我家的谢逢源稿本《龙川弟子记》。四是现藏泰图的李龙川硃批《孟子》七篇。这些藏本,均弥足珍贵。由上可见,保存、流通或禁锢、消灭学派遗书,在思想上是有斗争的。为什么会如此?至少可以说是认识的不同。
    一九九五年,方宝川同志提出了编辑出版《太谷学派遗书》的计划,很快就得到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王明发主任的大力支持,并呈请、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资助。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王主任亲临福州,与我及宝川同志共同磋商研究,我表示了我无条件提供所藏资料,由方宝川同志负责编撰工作,初步决定分三辑印行。其内容:第一辑为周太谷等学派各代主要传人的遗书、语录及有关书目资料;第二辑为学派门人诗文集;第三辑为学派门人对儒家经典及佛、道典籍的批注、学术专著及其它编著。
    在保存、流通和研究学派遗书的过程中作出较大贡献的,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张令贻先生辑抄《归群宝籍》;其次是文革以后,泰州市有关部门访求搜集,特别是萧齐老先生主持传抄;其三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的王明发主任和方宝川同志奔走组织、共同完成了《太谷学派遗书》的编印任务。宝川同志曾问学于我,研究太谷学派多年,治学严谨,尤擅考据,颇多成绩。曾作为访问学者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与屈汉斯博士合作研究太谷学派的有关课题。此次他提出计划,要我作顾问,为之撰写序言,并代恳盛成和严薇青两教授,俞允为顾问。因为我的家庭与学派的关系,刊印遗书更是我数十年来的心愿,于是我就当仁不让,将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略述如上。可以说,该书的编撰出版,填补了太谷学派研究史上文献无徵的空白,对学术界进一步全面研究太谷学派的活动及其主要思想,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至于我个人对太谷学派思想不成熟的认识,今亦借此机会简述如下:
    一、学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暗流。千古以来,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太谷学派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民最大的痛苦,力主土地归国家所有。不但这么主张,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此进行。如周太谷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认识这一点之后,除留了点糊口养家的田地之外,全部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亲友、佃户。
    二、学派认为人类最大的苦恼是生命短暂,所有的英雄豪杰均不能免。各种的宗教,皆以解决生死大事为基本要求。太谷学派也讲求“祈天永命”。但其“祈天永命”的原理与方法不同于各种宗教只寄托于神力的作用,而是以寻找和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主要途径,所以并不出家或入山修行以求解脱。讲究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立言、立功、立德”,以达到“希贤、希圣、希天”,即所谓“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人的追求就是安身立命。土地问题解决了,身就安了;生死大事解决了,命也就立了。
    三、学派是以认自然为主。自然是客观存在的,祭祀是对自然界的报德,揭示并非神力。但有神论已年深代远,不可能截然否定,因而强调了“祭神如神在”的理论。而所祭之神,只是天地、日月、山川等自然神。因此,实际上太谷学派是无神论者。
    四、学派认为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忠、孝”等等,既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也是解决生死大事的科学途径。
    五、学派不采取其它派别或教派的一些通用理论与方法,但也不强烈反对其它派别或教派,主张扬长避短,作为参考。
    六、学派“养天下”的主张,是讲究“理财”,引导群众,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以致富,而非依靠他人来养活自己。还主张相互支持,“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归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不像其它一些教派,幻想‘点铁成金”。铁是不可能点成金的,就是把所有的铁都点成了黄金,也是没有用的。学派非常重视《周易·系辞》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身行事,有权力的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无权力的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
    总而言之,太谷学派这一套所谓,”内圣外王”的思想方法,虽然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不能说全无缺点,但批判地总结,尚有精华可承继。编印《太谷学派遗书》,目的应在于此。我想的未必对,更未必全对,因此还请高明批评指正。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于福建师大阳光新村 

附记
    上为先师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数十年来一直想写而无机会写的一篇文章,先师在满怀喜悦又感慨万千的心情写完这一序言的初稿后仅十日,突发脑溢血,溘然安睡在书桌前。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未嘱一言,与世长辞。呜呼,悲哉!
    先师刘蕙孙(1909.7.1-1996.3.20),谱名厚滋,曾字佩韦。江苏镇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拜从著名的金石学专家马衡教授。毕业后,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领导下的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辅仁大学史学系、燕京大学国文系、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建国后,历任福建师范学院史地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先师宗缘硕学,受业名师,博闻强记,学贯古今。由于其祖父及父亲均为太谷学派的主要传人,故对太谷之学的研究,既有家传,更有创获。为了搜集、保存和刊印学派遗书,费尽心血。当得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拟全部编印《太谷学派遗书》时,不禁喜形于色。年初,我陪同王明发主任拜访先师时,先师当仁不让,俞允以顾问身份,指导编辑,撰写序言。并表示无条件提供数十年来所珍藏的遗书资料,还代恳盛老和严老同为顾问。后又准备亲自撰写部分遗书的提要,以向世人解释有关太谷学派神秘性的由来及实质。岂意赍志而殁,终成憾事。今只得由我承继遗愿,在先师《太谷学派的遗书》及《太谷学派遗书补篇》等大作的基础上,佛头着粪,将平日耳染目濡之所得,撰成评介性的文章。倘若所述尚能达意或稍可参考,实亦先师十年教诲之功也。
    先师虽未正式拜从过太谷学派,但一生之行事,无不以其思想为圭臬。先师常语:自古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消逝的悲哀。孔子总是圣人了,而《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为解决生死大事,佛出四门,提倡“涅槃”;道士修炼,力求“长生”。而太谷学派则承继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将解决身心性命的功行,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宣扬“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其具体的修身办法,则是以“立功立言立德”为法门,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最终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这是一种借助他人的思想怀念作为人类性命永存的形式。换句话说,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情,使群众念念不忘。当其命尽之后,由于群众的怀念和景仰, 即能使久存于宇宙的独特性凝聚而坚固。也就是所谓:活在人民的心中了。纵观先师的一生,从教近六十年,桃李满园,造就甚众。即使在“文革”年代,身处逆境,依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以培养有志青年为已任,在教学的同时,笔耕不辍,著述宏富,遍涉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诸领域,闻名海内外,晚年目力日下,几为失明,仍兀兀经年,依靠弟子笔录,又口述创作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论著。直至发病的当夜,尚在指导编撰《太谷学派遗书》,确实为社会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先师虽半生坎坷,则处之泰然,未尝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谦和儒雅,永保童心。仙逝之日,安祥依旧,享年八十有八。追悼大会,近五百人冒雨送行,满堂花圈挽联祭奠,可称实现了太谷学派人生观的追求。故我挽之曰:“立功立言立德无愧圣功弟子, 希贤希圣希天终归崆峒之门”。由此看来,先师归道山,本不该有太大的悲哀。然先师对我恩重如山,既授业解惑,奖掖有加,又从生活上关怀备至。考妣见背,特为尤甚,我亦更以慈父事之。而先师病危住院期间,因冗务缠身,不能日侍汤药于左右;弥留之际,亦未及时赶赴医院送终,与先师致礼永诀,又目睹堂内静默哀悼,堂外大雨滂沱,真乃天雨人泣,交相悲切。触景生情,肠断万分,怎不潸然泪下,痛心疾首?
    先师日已远,奈何奈何!今本书面世,虽可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终难报先师之鸿恩与厚爱矣!
    受业弟子方宝川涕泣再拜,谨志景仰萦怀之至情。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按】以上两文录自方宝川编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太谷学派遗书》
     方宝川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所编撰《太谷学派遗书》已出版三集,共1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