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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家藏《周氏遗书》辗转始末
新闻来源:日本《清末小说通讯》2004年7月总74期时间:2014-02-07 16:05:41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刘鹗家藏《周氏遗书》辗转始末
朱松龄


浙图保存的《周氏遗书》善本与新出版的《太谷学派遗书》
 
    《周氏遗书》曾是一部从不示与外人,更不会出版的手抄书籍。周氏即周太谷,是太谷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是清末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民间学术流派,始于嘉庆、道光年间,直至民国初年,活跃于江苏、山东一带。《周氏遗书》就是其弟子张积中所辑,记载了周太谷语录,所讲均系《周易》和儒家修身养性的内容,被门人尊称为“圣经”。太谷学派二代传人张积中曾在山东黄崖山讲学,同治五年(1866年)遭清廷诬陷镇压,三千弟子罹难,于是太谷学派活动转入地下,鲜为人知。当代学者称之为“近代儒家的一支暗流。”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氏遗书》晚清时曾抄过12部,分赠学派三传各大弟子。《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亦在其中,刘鹗得书后视若珍宝,始终携在身边或藏于家中。1908年刘鹗流放新疆,1909年病殁。该书由其续室郑安香氏保存在苏州老宅。1932-1933年刘鹗第四子刘大绅接继母郑氏来天津小住。郑氏方道出此事,并设法将这部《周氏遗书》带到天津,交刘大绅承传。(《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太谷学派的遗书》第616页)郑氏和刘大绅均是学派门人。郑氏是我的曾外祖母,刘大绅就是我的外祖父。家父朱右民从岳丈刘大绅研习太谷之学多年,五十年代初家父借得《周氏遗书》亲手恭抄了一部。全套书十卷,十一册。其中《周氏遗书》十册,另一册为记载学派二代传人李龙川语录的《李氏遗书》均用黄色宣纸作面,直排线装,用32开十行爱莲堂毛边纸,毛笔小楷敬书。据笔者三舅父刘蕙孙回忆,当时共抄了五部,除家父与他以外,还有我四舅刘厚泽,表舅程胤之和叶甫阁先生。蕙孙舅父的抄本文革时被查抄,后落实政策得以幸存,四舅父所抄一部在六十年代初捐献给了南京博物馆。(《太谷学派遗书·编后记》第8页)家父1969年病故后,《周氏遗书》抄本传于我珍藏使用,至今已30余年。
    1954年外公刘大绅病逝于杭州,当时晚辈中只有我们一家在杭,且与外公寓所相隔数步。舅父们均在外地,且三五反、肃反、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舅父们多系旧知识分子,自然成了“老运动员”,个个自顾不暇。治丧后,将难以处置的一箱书籍杂品等遗物搬到我家,其中就包括这部《周氏遗书》,我始得亲睹太谷圣经之原貌。这是一部黄绫封面的盈尺巨帙著作(宽19.7cm,高36.7cm)封面粘有白纸黑框签条,内用楷书恭写“周氏遗书”四字,内页用爱莲堂6行20字毛边纸精抄,内芯宽13.4cm,高 21.4cm。遗书置于一精致的立式楠木箱中,箱上有11个抽屉,每本一屉。当时我们弟兄年幼无知,常拉动抽屉玩耍,家母告诫说:“这里面装的是圣经,不可以玩的。”还说:“如遇灾难时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一定要带走圣 经……”云云。《周氏遗书》就这样在我家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我也从一个无知少年,成为人民教师,继而为人夫,人父。蕙孙舅父是福建师大历史系教授,从他口中我逐渐对太谷学派有了了解,懂得了遗书的意义,偶尔也会翻阅那些艰涩深奥的文字。蕙孙舅父曾著文说我家的《周氏遗书》是存世唯一的一部,文中道:“《周氏遗书》我曾见到过两部,装帧行款完全相同,一部为我家所藏,另一部系杨毓瓒氏从苏州携到北方。杨在军阀张宗昌军中为刘珍年乱军所杀,此书从其家散出。”(《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太谷学派的遗书》第616页,详情可见《刘蕙孙论学文集》第201页)因此刘鹗家藏的这部《周氏遗书》更显弥足珍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到处横扫“四旧”。单位领导也“教育”我们要自觉革命,自行破除家中的旧物。家母当时在上海陪伴脑瘤术后的父亲,闻风连夜赶回杭州。嘱我将家中线装的四书五经之类均作废纸卖掉,另一些旧物付之一炬或撕毁。唯有这部圣经――《周氏遗书》却让我们两难,毁之于心不忍,留则恐遭灾祸。斟酌再三,才想到去市文管会打听,可否接收保存?第二天,我带了一本样书找到文管会,一个工作人员翻了下说:“这种东西我们这儿多着呢!你要送就送来吧,反正是堆在那里的。”他不屑地指了指里屋又道:“你看那里满满一屋子呢!”我想这样可不行,就建议家母再到浙江图书馆去试试。正好,当晚我四弟从农场回城休息,这事就交他办理了。他上午送去样书,只提出一个要求――写张收条。下午四弟将11本书换回一纸盖有红卫兵印章的收条。 “圣经”有了着落,我们的心才稍许安定。那时满大街在游斗,楠木箱子因目标太大没敢带去,以后自行拆毁了。事后我写信告诉舅父们赠书之事,得到了赞许。1972年我们又以红卫兵的收条换得盖有“浙江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字样公章的便笺。
    家父手抄的一部《周氏遗书》,我终不忍毁掉,冒险保留下来。我想遗书孤本若有一失,总还有个副本。如果副本被毁,原本许能存世。为保存“圣经”副本我决定铤而走险。事后才知道,赠书前一天午夜,真有红卫兵组织派员来我家悄悄侦察,单位里还有一批人整装待发,如果我家里有什么响动,必要来“横扫”一番。不久我就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停止了工作。赠书之举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拨乱反正后,我曾致函浙江图书馆了解《周氏遗书》的情况,被告之已经编入浙图“善本目录”。后来舅父刘蕙孙撰写了一篇《关于太谷学派遗书》的论文,让我与浙图联系可否拍照?浙图领导虽一口应允,但古籍部同志告之图书馆正在兴建新书库,该书暂时封存无法取出。直到2003年8月,我再次与浙江图书馆联系,仍受到热情接待,在古籍部善本组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周氏遗书》的拍摄工作。事隔三十有七年,该书保管良好,终能让世人一睹《周氏遗书》祖本庐山之真面目了,我的感激之情由然而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百废俱兴,文化园地百花齐放,学术论坛百家争鸣。随着国内外对刘鹗《老残游记》研究的深入,有关太谷学派的著述史料也逐步披露。均系文革时学派后人家中流出,泰州图书馆、仪征党史办、方志办皆收有。1992年4月在学派主要门人的家乡江苏扬州、泰州、仪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太谷学派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论文《太谷学派与气功》。我手头保存的《周氏遗书》等学派著述成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将“太谷学派遗书”整理出版。此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资助下,历时六年,一套三辑共十七本的《太谷学派遗书》终于在2002年底全部出版问世了,《周氏遗书》收于首辑,虽然出版时依据的是《周氏遗书》传抄本,但浙图保存的《周氏遗书》善本,将为校勘印本提供了保证。我为此感到欣喜,我想先祖列宗们也会为此感到安慰。在这期间,我的父母和四弟已相继辞世,编纂《太谷学派遗书》的三位顾问盛成教授、刘蕙孙教授、严薇青教授和题写书名的顾廷龙老人也先后乘鹤西去,令人痛心之余,亦感到庆幸,抢救文化遗产真是刻不容缓!如今有了这套正式出版的《太谷学派遗书》,我保存的手抄本似无实用价值了,但它记录了一段历史,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代文化人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这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吧?我想《周氏遗书》不仅是家珍,更是国宝。
    当我告之我的孩子要购买这套价格不菲(1700多元)的《太谷学派遗书》时,他们都表示愿意出资“赞助”。虽然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不会继承这项家学,但他们对我的理解,就象我当年对父母的理解一样,为了保存并发扬中华文化,我们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本文发表于日本《清末小说通讯》2004年7月总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