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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与泰州学派
新闻来源:时间:2014-01-25 22:34:08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汤显祖与泰州学派
顾维俊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萌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自我反省时期。这是一个思想文化界产生巨人的时代,也是华夏文化进人辉煌灿烂的金秋季节。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启蒙思潮和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成了古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学沟通的桥梁。汤显祖就是顺应进个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启蒙人物之一。他高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大旗,在文艺领域里用自己的“四梦”表达了惊世骇俗的思想,充当了批判封建主义的先驱,进行了不同凡响的文化创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生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文坛巨擘汤显祖,因处于如前所述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加之,他曾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致使他的思维模式里不仅融涵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成分,又有着以“虚净”、“空寂”为主旨的释家成分,以及以“自然”、“无为”为典范的道家成分。汤显祖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极其复杂的,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既有“言玄礼佛”的一面,又有“贵生”、“情至”的人生体验。在汤显祖的青少年时代,其父一直督促他独宗儒学,而其笃信道家的祖父则要他“仙游”。十三岁时,他师从颇具道家思想的徐子拂,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即受到道家思想的濡染。三十岁时,他曾在南京清凉寺登坛讲法。同时,他又受业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汤显祖年表》载:“嘉庆41年(1562),从泰州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游。”“万历14年,罗汝芳在南京讲学,汤显祖日往讨论。”可见师生情笃,志同道合。他在南京为官时,又与东林党早期重要人物和同情者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顾允成等甚为友善。中年以后,与著名佛学大师达观为友,潜心佛学。
    由于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矛盾,历代学者对其一生行为,特别是对其著述影响最大的“临川四梦”的创作思想,有着不同的评说。肯定者多从其反封建、抨时弊这一思想角度出发。但也有人认为,佛道的因果轮回,虚静无为等消极因素,在“四梦”中各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甚至有人认为他受到泰州学派的不良影响,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圣主、清官廉吏身上,麻痹着人民的斗志等等。诸说纷纭,见仁见智,无庸赘述。笔者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本无可厚非。汤氏的思想确实比较复杂,容易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立论寻据。其实,只要我们作一番认真考证,就可以从兼容并纳,众说纷纭的表象中,发现其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从而认定支配汤氏一生特别是中年以后的主导思想,乃是本于儒家的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也是“临川四梦”的创作指导思想。
    对于“临川四梦”的创作指导思想,尽管众论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公认的。那就是汤显祖以戏曲文学样式,敷衍成故事,并充分运用假托、借喻等手法,寓其所宗。汤显祖的以假托真,借古喻今,正所谓“假借我骂尽奸权,描绘那官场形现。虽假托道家说法,实则是讽世狂言。”(凌鹤著诗剧《汤显祖》中卢生唱段)。因此,在“四梦”中所出现的那些黄粱。南柯、释家、道家、判官、花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借喻、假托,井无所谓。何况,儒、释、道三家,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固有异同,却也有相同之处。其间,既有交叉,又互有渗透,相互嫁接。譬如,与汤显祖交往甚厚的佛学大师达观其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方外人,而是竭力反对矿税、非议程、朱理学的一名斗士,且因此而遭捕死于狱中。就这一点说,达观其人与泰州学派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尽管汤氏十分熟悉释、道两家的思想追求,但对于释家的因果轮回和道教的食服丹药的迷信行为,他又是持讥笑、嘲讽态度而决不赞赏。因此,那种认为汤在“四梦”中传播释、道迷信思想之说,甚至,以其描写有因果轮回、虚无缥缈的实例作为戏文中的迷信色彩等等指责,又似乎过于失之偏颇,至少也是没有把握准研究汤显祖思想及其著述的本质与主流。
    当然,用今天的观点来衡量,王艮的哲学思想,消极因素在所难免。汤显祖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在这方面或多、或少的受其影响,也无庸讳言。不过,对历史人物必须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衡量,而且,还要看到他们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汤显祖一生的著述,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轨迹。青年时代,他热衷于科举之道,儒家的入世观占据其思想的主导位置。其间,尤以忠君报国为最。嘉靖45年(1566)、隆庆6年(1572),明世宗、穆宗先后去世,其时,汤显祖处于17——23岁的青年时期,曾两度作诗数十行《哭大行皇帝》,后于万历6年作诗恭贺皇帝立后之举。可见他青少年时代对皇室之忠。同时,他又十分讲究修身。明万历时,无锡人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有“丁丑会试,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庚辰,江陵于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不应。日:‘吾不敢从处女于失身也。’”权势显赫、身为相国的张居正是不能以巍甲玷污其清白的。汤氏的忠君思想与修身之道是与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紧密相连的。青年时代的汤显祖,当是崇奉儒学的正宗。中年以后,其自身经历和遭遇,虽使他的思想逐渐演变,但寄希望于皇家的梦幻,却始终未能彻底破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要求400年前的汤显祖就有了君主立宪或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意识。放伐暴君,换个好皇帝,这在当时怎么说也应是积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作为戏曲,传播着向统治集团挑战的“异说”,要想得以演出而不遭禁止,就得有几分保护色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也写了诸如“皇恩浩荡”之类的颂圣之词么?这当然不是曹氏创作《红楼梦》的本意。因此,在“四梦”中即使出现寄希望于明君廉吏的思想,似不可认为是受了泰州学派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里,泰州学派本是儒学的一脉,它是我国思想史上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启蒙学派。其创始人王艮又是我国历史上以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学者而走向独立流派的思想家。他的一传到四传弟子,于今可考者就有487人之多。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罗汝芳、汤显祖等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王艮在自然观和认识论等哲学问题上,并未因袭陆象山、王守仁的观点,而是提出了属于他的颇具理性特色并闪烁着启蒙思想光辉的新的命题。此类论述的主要内容有:一、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指斥与百姓口用脱节的官方哲学思想为“异端”。这是泰州学派哲学思想的核心。所谓“百姓口用”,系指劳苦大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它不仅包涵着百姓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还关连着与之密切相应的诸如儿女爱恋、生老病死、赋税徭役等一系列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连的具体问题。二、肯定人的物质欲望是自然的、合理的。提倡尊身自爱、爱人敬人。主张把人欲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反对“去欲存理”的说教。李贽就曾在《藏书》卷37的《司马相如传》中,最早提出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人的个性自由”的主张。闻时他们也反对“纵欲”,主张对人的情欲要有一定的节制。三、王艮认为:“暴君可以放伐,君位可以改易”。他在政治十分黑暗的明正德、嘉靖年间,拒不为官,也不让儿子做官,充分体现他与昏君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王艮对儒家“忠君”思想传统诠释的一大突破。它解除了汤显祖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困惑。从而使汤氏在青少年时代崇奉的“忠君”观念产生了新的飞跃并体现于著述之中。李贽也特别推崇王艮的这种精神,称赞:“心斋(王艮)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而且“一代高似一代”(《焚书》卷二)。汤显祖与李贽同宗王艮,心灵共振,交结忘年,生死不渝。汤显祖是罗汝芳的门人,罗深受明王朝的迫害而不屈服,始终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异趣。汤显祖继承罗汝芳的衣钵,坚持不懈的传播着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他所使用的手段与李贽、罗汝芳很不相同。汤显祖多次表示:“师讲性,某讲情”。所谓“讲性”,似可理解为运用逻辑思维,坦陈胸臆。“讲情”则是运用形象思维、演奏心曲。汤显祖的心曲就是”临川四梦”中所充分表达的泰州学派哲学思想的轨迹。而汤显祖所言讲性之“师”,则当是李贽、罗汝芳等无疑。
    作为戏曲文学作品的“四梦”,在传播泰州学派哲学思想方面,则侧重于反对“去欲存理”和鞭挞政治黑暗。而这又与“百姓日用”密切关连。
    汤显祖通过“四梦”,在反对“去欲存理”方面,又侧重于深受封建礼教之苦的女性的个性解放。在“四梦”中,汤氏以其独特的视角,塑造了杜丽娘、霍小玉、清河崔氏等一个个颇具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的主动精神与主体意识,则是前所罕见的。《紫钗记》中郑文娘所唱:“天宫织女犹自嫁,银河鹊桥亲踏”。“织女自嫁”与“鹊桥亲踏”,十分传神地表达了女性追求婚恋自由的主体意识与主动精神。天宫如此,况乎人间,这就是作者的立意。在汤的笔下,杜丽娘乃是一位生于宦官门第的大家闺秀,自幼就受着家庭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管束。小楼独处,足不出户,本应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而一贯被传统观念视为歌颂“后妃之德”的《诗经》首篇《关睢》,在她的眼里,却是一首动人的恋歌。由此而游园惊梦、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是为着爱情自由的执着,死是出于爱情的徒然渴望。这种大胆而主动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主体意识与人性精神,是《西厢记》中崔莺莺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这正是与泰州学派所倡导的把人欲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思想相吻合。至于取材于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并据《紫萧记》改写的《紫钗记》中的女主人公霍小玉,汤氏通过改变其原来是妓女的身份为良家妇女,并改变其原来完全由媒人撮合的情节为在元宵观灯时通过坠钗、拾钗的机缘,与李益互通情愫,而且几乎是私订了终身,以此来强调戏剧主人公主动追求情爱的自主精神。为加强戏剧冲击,突现人物性格,深化作品主题,汤在“四梦”中,对原材料的二度创造是很值得提及的。在《牡丹亭》里,他增写了杜丽娘还魂与柳梦梅婚配后遭至杜宝竭力反对的重要情节,这是原话本所没有的;在《紫钗记》中,他又扩写了卢太尉软禁李益的情节,这是《霍小玉传》里所未载的。作者其所以如此增扩取舍,良苦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加之,由汤显祖重塑后的杜丽娘、霍小玉等人物形象,都是美的化身,她们的命运和遭遇,通过戏曲艺术形象化的展示,更多的激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同情,使这些作品产生着巨大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力量。在《邯郸记》一剧
中,汤显祖更加显露地让那位自称清河崔氏的阔小姐,面对误人其园的卢生以送官究办相逼,迫使对方不得以不顺从她所提出的“收在俺门下,成其夫妻”,而且当日成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荒诞。然而汤显祖以梦为前提,既然是梦,何妨带几分荒唐,从本质看,这正是对封建礼教无情的嘲弄。汤显祖还崇尚情有独锺,大胆地提出:“情之至也”,则“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畅想。杜丽娘、霍小玉、清河崔氏,乃至身为蝼蚁的金枝公主,都是情锺于一的典范。她们不管是身处富贵还是境遇患难,乃至生前死后,始终两情相笃、两心相连、意合似昨、情痴如初。此外,汤显祖反对“去欲”,却不主张“纵欲”,更不主张淫乱。在这一点上,他与泰州学派所提出的的对人欲要有一定节制的说法,也是完全相合的。
    朝政昏暗,官场腐朽,汤显祖身临其境,且深受其苦。在“临川四梦”中,他的那些竭力抨击时弊的思想内容,不仅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依据,且注以浓厚的感情色彩,为古令学者所公认。近人吴梅在《论邯郸梦记》中有“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官况味……”笔者以为,:不仅《邯郸记》如是,其它“三梦”,对此也多有表述。《紫钗记》中的李益,因拒不参见卢太尉而在新婚之际被派往边关军中职,直至被软禁逼其为卢府之婿。《南柯记》中的淳于棼凭藉女人之势而位极人臣,而一旦金枝公主去世,刚立即遭至右丞相段功的暗算而被遣返回乡。至于《邯郸记》中的卢生,则园与阔小姐崔氏成婚,很不费力地就以钱财打通关节而中了头名状元。由此可见,官场的昏聩黑暗、跋扈骄横、勾心斗角、枉法贪脏等丑恶现象,尽在汤氏“四梦”的鞭挞之中。其间尤应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抨击明王朝的衰败腐朽,意在高扬“百姓日用”。汤显祖在《邯郸记杂庆》中,曾以白描手法,通过工部、厩马、户部三大使及乐官的自白:“奉旨盖造卢老爷大功臣坊、
敕书阁、宝翰楼、醉锦堂、翠华台……约二十八所……卢府赏银三千锭。”“诏选内厩马三十匹,送到卢府乘坐,蒙卢府赏我一秤马蹄金。”“钦赐田园数目:田三万顷,园林二十一所……蒙赏契尾钱一万缗。”“钦拨仙乐院二十四名……送去卢府。女妓都留着用……”。另在《邯郸记友叹》中提及的八十余岁的卢生,皇家恩赐女娃,还搞什么“采补”之术。上述种种,是明代大官僚极端腐朽的真实写照。《南柯记》中君臣畋猎龟山,文人献赋作颂,蚁国君臣的无度逸乐,都以极为神圣庄严的外表包装着。凡此,又都与幕后的那些民不聊生的现实形成着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其“四梦”具备了发人深省、醒人耳目的作用。由此可见,汤氏借戏曲以讽喻时弊,并非完全出于吐露胸中之块垒,发泄一己之愤懑,其主旨却在于传播一种信念与理想。“百姓日用”始终牵挂着汤显祖的胸怀,万历26年(1598),他弃官归临川,在《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诗中有“当知雨亦愁抽税”句,这又是他关心百姓疾苦的真情流露。汤氏理想中的“百姓日用”究竟是怎样的呢?窃以为:在《牡丹亭》里的《劝农》、《南柯记》中的《风谣》诸节里,他通过父老、田夫、桑妇、茶娘、牧童以及商人、秀才之口吟唱出:“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等等,歌谣一曲曲,全都描绘了时和世泰,百姓们衣丰食足、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情景。这就是汤显祖梦中的乌托邦和心灵深处的信念。他在万历21年任遂知县时,在任五年,他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没有打死过一名囚犯。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曾在除夕之夜放囚归家。元宵节又纵囚观灯。还曾驱虎除害。在此期间,他与百姓有着直接联系,实行了一些压制豪强的开明措施。明末清初人查继佐在《汤显祖传》中有“令遂昌,哺乳其民”之说,这就是他为实践其理想与信念所作的诸多努力的一个民证。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免不了地方豪绅的攻击、上级官吏的挑剔,特别是世俗观念的反弹,最终只有弃官还家。   
    然而,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君昏臣奸,君暴臣贪,就必然会有亡国之虞。人类在走向自由王国的进程中,总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一个清正廉明的社会体制终将出现,爱民如子,为民公仆的官员必将伴随着崭新的社会制度而口益增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必将会不断改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汤氏的理想和信念,决不只是空想、只是“梦”。   
    综上所述,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当是汤氏创作“临川四梦”的指导思想。笔者愿以此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