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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作家
新闻来源:《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时间:2013-12-16 20:01:04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泰州学派作家
郁步生


王艮讲学场景

 
    明代的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后学的重要流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泰州学派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且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可谓见仁见智,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都对泰州学派分别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进行阐述和评价。由于泰州学派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文学缺少关注,即使中坚人物偶有诗作,也是以诗晓谕思想、演绎义理,缺乏诗情和文采,正因为此,历来学人很少关注泰州学派的诗文创作。本章将选取泰州学派中几位中坚人物,分别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诗文创作,尽管他们的诗文谈不上成就,但也是明代诗歌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一节 创始人——王艮
 
    泰州学派对于传播王阳明学说,普及儒家思想起了较大的作用,不少观点带有启蒙性质、对于社会向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创始人王艮作为平民思想家,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突出“人本思想”。
    一、生平简介
    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初名银,祖籍苏州,明初迁至泰州安丰场(现为东台市)。王艮出生於贫苦的盐民家庭,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因家贫辍学,后参加煮盐劳动,被称为“亭子”①。短暂的四年启蒙教育,王艮听塾师讲《大学章句》,对其日后崇尚儒学和儒家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一至十九岁,王艮在家帮助父亲打理家业,八年的灶丁生活,使其亲身体验了盐民生活的艰辛和地位的卑微,同时也饱尝了人生的无奈和沧桑。
    公元 1502 年,王艮听从父命,先后几次远赴山东从事商贩活动,“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②。家庭经济的日益好转,为王艮游学四方,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据《年谱》载:“奉守庵(其父王玒别号)命商游四方,先生以山东闕里所在,径赴山东”③,王艮之所以选择到山东经商,可能与其早期接受的教育有关。山东曲阜乃孔子故乡,到山东经商可以瞻仰圣人,另一方面当时苏北到山东是一条传统的经商路线,耿定向《王艮传》中谓:“同里人商贩东鲁间”④。十年的经商活动,使王艮更加广泛接触民
   ①《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间,体察民情,关注民风。
    正德六年(1512),王艮完成了人生的最终转变,即由商人成功转型为学者。在鲁经商期间,王艮曾两次拜谒孔庙,还瞻仰了颜渊、曾参、子思、孟子诸庙,“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①。回家后,王艮每天诵读《孝经》、《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之作,还随身携带,逢人质义。二十七岁时,王艮开始闭门静思,默坐体悟,决心做“圣贤”,在“天坠”之梦后,“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可已”②,这也是王艮心学的缘起。王艮希望用心学来启迪下层劳动人民自尊、自立、自救和自强,从而达到宇宙之内所有事物都能各得其所。
    对于王艮的学术活动,有学者将其细化为三个阶段,即讲学、从师、自创。
    正德六年(1512 年)至正德十五年(1521)是其学术的第一阶段,王艮这段时间时间主要在家乡度过,学习和讲授《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三十七岁时,王艮按照古代《礼记》等书记载制作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仁、义、礼、智、信之义),衣服叫“深衣”,且在门上书“此道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③
    除此,王艮还在《孝经》的基础上创作了《孝箴》、《孝弟箴》,对《孝经》进行发挥,不赞成盲目地、绝对地奉行孝道,而应该以是非善恶为标准。
    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八年(1529),是王艮学术活动的第二阶段,这段时间主要师从王守仁,随王守仁辗转豫章、会稽等地。正德十五年(1520),时年三十八岁的王艮从吉安籍的塾师黄文刚那里了解到王阳明所讲的“良知”之学,为追求学术真谛,便买舟从水路,历经艰险,来到江西南昌,穿着自制“冠服”,以“海滨生”的名义进见王阳明。在遭到门人拒绝后,王艮赋诗求见,并与王阳明畅谈天下事,且争论不断。经过反复辩难,王艮认为王阳明学说简易直截,为自己所不及,遂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也为之改名王艮。
    嘉靖元年(1522),为了广泛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王艮自制蒲轮车北上讲学,关于此行的目的,同年所作《鳅鳝赋》中有了清晰的表述,为了用“立天地”之心,拯救苦难生民,使其清醒,挣脱樊笼。由于王艮的打扮和出行的方式过于招摇,再加上所讲内容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不相合辙,所以一时轰动京师。
    王守仁也对其讲学方法、讲学对象和讲学内容不太满意,认为其意气太盛,行事太奇,师生之间发生了分歧,但并未影响师生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在回到会稽后,王艮受到王阳明的严厉对待,长跪谢罪之后,朝夕侍奉王阳明左右。
    嘉靖四年(15②5),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在安微广德建立复初书院,王艮应邀讲学,作《复初说》,宣扬“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同年再次应邀至浙江孝丰讲学。次年,王艮应泰州守臣王臣之邀,从浙江返回泰州,主持泰
   ①《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州安定书院的教事,林春、王栋等人前来求学。王艮将《系辞上传》和《论语》首章抄录墙上,鼓励弟子热心向学,不久写成著名的《乐学歌》。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远赴广西,镇压瑶族、僮族的动乱,王艮赶到绍兴为师父送行,同年还到金陵与湛若水、吕柟、邹守益、欧阳德聚讲于新泉书院。也在这一年王艮开始独立收徒,朱轭、朱恕等人先后投其门下。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客死舟中,王艮赶到浙江桐庐迎丧,并约集其他弟子,为王阳明料理后事。嘉靖八年(1529),王艮与同门弟子会葬王阳明,并在阳明书院讲学,订立盟约。这一时期,王艮通过“明师良友”的指点,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但其并没因循守旧,而是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创作了《天理良知说》、《复初说》、《乐学歌》、《明哲保身论》,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酝酿和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
    王阳明死后,王艮的讲学活动更加活跃,也是其学术进入第三阶段的开始,嘉靖九年(1530)至嘉靖十七年(1538)主要从事讲学活动,王艮在家乡广泛吸收弟子,四方从游日众。除广招弟子外,王艮还外出会友聚讲,嘉靖九年(1530)在南京鸡鸣寺与邹守益、欧阳德聚讲,嘉靖十二年(1533),在金陵与欧阳德等人讲 “良知”,嘉靖十三年(1534),与林大钦、沈谧等人会讲泰州、金山,嘉靖十五年(1536),与王畿会于金山,与唐顺之会于武进,还率数十名弟子到金陵拜访王畿。王艮频繁的讲学,“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①,门徒逐渐领悟其讲“日用良知”和“淮南格物”的内涵,遂渐成一派。讲学之余,王艮还积极参加乡间事务,嘉靖二年、十四年参与赈灾,嘉靖十七年还大力支持官府均分草荡,并拟定《均分草荡议》。
    王艮的讲学活动得到封建统治集团中不少官员关注和赞助,嘉靖八年(1529),漕运总督刘节上疏,称赞王艮是“海滨之善士,圣代之逸民”②,嘉靖十五年(1536),御史洪垣登门拜访王艮,讨论“简易之道”,请其代拟《乡约》,同时还资助修建“东淘精舍”,从而使泰州学派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次年,御史吴悌再次上疏,请求重用王艮,类似的荐举,王艮一生有多次,但均被婉言谢绝,这或许与痛恨八股考试制度有关。
    嘉靖十七年(1538),王艮患病不起,仍然招门人至榻前讲学,且嘉靖十八年(1539)完成最后一篇大作《大成学歌》。嘉靖十九年(1540),王艮在家中病逝,四方前来吊唁之人络绎不绝,不少官吏为王艮设祭坛,写墓志,定祀典,作传记。天启三年(1623),山西道监察御史吴鹿友还为之请谥,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这段时间,王艮撰写了《勉仁方》、《大成学歌》等著作,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大成之学”,这也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精髓,同时也是其与王阳明彻底割裂的标志。
    纵观王艮一生,角色转换较多,灶户到商人,再到学者,但灶户、商人仅是
   ①《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王心斋疏传合编》上 ,见《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过度,讲学才是一生活动的主要内容。王艮从一位名不经传的民间“英雄”,演变成社会道德改良的“精英”。
    二、学术思想
    王艮的思想学说非常丰富,历来饱受重视,研究者层出不穷,且角度众多,有哲学层面的,有美学层面的,也有思想层面的。笔者才疏学浅,参阅各种资料,大致将其思想归纳为:“良知说”、“格物论”、“民为贵”和“乐学论”。
    “良知”一词,最早出自《孟子·尽心上》,王守仁用《大学》的“致知”来解释《孟子》中的“良知”,从而得出“致良知”这一崭新命题。王艮师从王守仁,也曾服膺“致良知”学说,以后又不遗余力的加以发挥和创新,使“良知说”成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王艮对王守仁的“致良知”中的“致”存有质疑,曾与欧阳德讨论“致良知”时,提出“良知致”,虽是“致”的位置发生前后变化,但内涵则大不一样。前者则强调认识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良知”需要扩养,而后者则强调“良知”是自然而然的性质,只要按照“良知”去做就行了。如果人为的施加外力或者影响,都会破坏其本性,于是在《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中,提出“天理良知”这一独创性概念。王艮认为“天理”就是“天然自有之理”,那么人的知觉本能,生理本能也都是天理,所以他反对干扰和破坏“人欲”。除此,王艮还在“天理良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日用良知”,即人的生理、生活本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如果说“天理良知”是“天理”的内在表现,那么“日用良知”就是“天理”的外在表现。“日用良知”是以寻常百姓为主体的,以百姓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人们习惯上总是把百姓日用视为粗浅之事,而将圣贤行为视作高尚之事,然王艮把“良知”大众化,日常化,使人们感到日常工作虽然琐碎,但也有价值和意义。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很好的将儒家伦理和百姓日常生活很好的结合起来,方便百姓使用,这是王艮的创新之处,也是独到之处。
    “格物致知”原是《礼记·大学》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朱熹曾解释“格物”就是即物穷理,王阳明则认为格就是正,格物并非穷理,而是正心。王艮对“格物”的解读则与二者有着明显区别,因为王艮家住淮河以南,所以史称王艮的“格物论”为“淮南格物”。王艮认为 “格”就是度、矩,是测量器具,己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个人在处理国家社会关系时,应该占有主导地位,而不是屈从,人应该有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以身为本”,实现自我价值呢?王艮在《明哲保身论》中指出“尊身”才能“立本”,且将“尊身”与尊重儒家道德伦理结合起来,注重反己修身,讲究正心诚意,提倡慎独。
    王艮的“尊身立本”具有凸现个人价值,淡化纲常名教的倾向,因此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同时“明哲保身”也是王艮提出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试图建立一种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从而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王艮极力张扬人己价值平等思想,强调爱人与爱己的互为因果关系,主张通过爱人敬人,保全自己,成全别人。
    王艮作为传道者,其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也是值得探究的。他“入山林”和“过市井”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思想,是对宋明以来书院教育制度的重大发展,改变传统的教育场所,将其下移到平民生活空间,从而使教育更贴近民众,更贴近生活。除此,王艮在教学时间也相对灵活,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来去自由,时间自定。这样就使得广大下层民众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从而改变“后知”的知识状态,推动社会的进步。王艮常讲“学不是累人的”,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内涵却很丰富。一方面消除了下层民众由于自身种种原因厌学、怕学、累学的顾虑,另一方面也修正了理学教育的传统做法,寓教于乐,寓教于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王艮曾作《乐学歌》,鼓励下层民众学中取乐,乐中求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晚年,王艮还作《大成学歌》总结自己学习的经验,得出大成之学是既简易快乐,又尊贵清奇,同时还可以随时随地传授别人。在《大成学歌》中,王艮还对老师作了明确要求,老师要发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还要运用“令人自觉自化”启发式教育方法,甚至还提出“即事治学”的治学要领。
    王艮一向“有志天下”,同情民间疾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面对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渴望有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百姓衣食足,且知荣辱,无一物不获其“所”,有点类似与“大同世界”,但王艮将其理想社会美名为“羲皇景象”。
    这样的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民为主,民为贵的思想,同时还表达他改良君主专制的心态。针对现实,王艮提出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主张,以期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从而能有效缓解民众的苦难,“均分草荡”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王艮甚至还期待着在“人心和洽”的时候,将均分土地的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除此,“省刑罚”,“先德行后文艺”也都是王艮重要的改革建议。综上所述,王艮的改革意向是积极的,但具体措施是软弱无力的,特别是他把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整饬社会风气的“药方”,无疑体现王艮思想的滞后性,光有美好远景,没有实际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且带有一定的“空想”性质。
    回顾王艮的思想历程,我们发现其是脱“俗学”之束缚而独辟蹊径,崛起于民间而卓尔成家,同乡李春芳曾曰:“先生之学,始于笃行,终于心悟。”①也就意即王艮的思想学说在践行中发端,在心悟中成熟,且重要见解和理论多源于儒学经典,贯穿始终的是一种民间趣味、平民思想。
   ①李春芳《崇儒祠记》见《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三、文学创作
    王艮著述较少,仅有语录、诗文、杂著万余言,所以耿定向《王艮传》谓:“先生(王艮)自少不事文义,鲜所著述”①,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也云:
    “(王艮)独不喜著述,或酬应之作,皆令门人、儿子把笔,口授占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②。王艮“鲜有著述”,可能与其教育程度和心学思想有关,出身灶丁,读书不多,较少受到经学笺注、经学义疏之学的影响,顺着心学“悟得本心”的思路,用简易直接的方法来传播学术,提倡“口传心授”,心领神会,淡化文字表述。除此以外,也可能与讲学对象有关,王艮门徒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王艮的“心悟”与“笃行”的讲学比传统教法简洁、直接、有效。王艮现存诗二十五首,有五、七言之分,五绝如《题淳朴卷》、《示学者》等,七绝如《勉学者》、《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等,七律有《和万鹿园诗》、《送友人》等,排律有《送胡尚宾归省》与《书荷轩卷》等。王艮的少有诗作中,多为赠答之作,多用诗晓谕思想、演绎义理,正因为此,诗中时有不合音律和章法之处,缺少诗情和文采。在《鳅鳝赋》中,王艮将自己比作鳅,把下层百姓比作鳝,以“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来形容彼此同受苦难,但两者又有所不同,鳅有先觉,能悟到自己自由自在的本性,因而可以感化同类,而鳝缺少先觉,需要感化。当然,王艮也将诗歌的实用性凸现出来,当年拜谒王阳明时,因门人不理,曾赋诗两首,兹录之:
    孤陋愚蒙住海滨,依书践履自家新。谁知日日加心力,不觉腔中浑是春。③(其一)
    闻得困方布此春,告违艮地乞斯真。归仁不惮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专心循上帝,从违有命任诸君。蹉磨第愧无沛朴,请教空空一鄙民。④(其二)
    其一自诉求学经过,孤陋愚蒙,没有老师,只能依书探索道理,但不明白真理原来就在自己“腔中”。其二是向王阳明求教之词,不远千里,来拜师,希望王阳明能指点迷津,做“一等人”。在此,诗歌成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据说王阳明见此诗,立即延见王艮。
    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殷殷传道之心与谆谆教导之情,使其诗作心学味道浓厚,诗题常有“示”、“觉”、“勉”等明显含有教育劝勉意味的字眼,
   ①《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如《示学者》、《勉友人处困》、《勉学者》等。除此,诗中还频繁出现“修身”、“诚心”、“正身”、“孝弟”、“仁义”等充满浓厚哲理气息的辞藻,甚至直接化用宋儒说理的诗句,如《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其三中的“惟有源头来活水”句,就是朱子“惟有源头活水来”的变体。王士纬曾在《心斋先生学谱》中归纳整理的王艮“十四个学说”①,在其诗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诗句,尤其是“良知说”更是屡见不鲜,在《次先师答人问良知》、《和王寻乐韵》、《和万鹿园诗》、《送胡尚宾归省》等,都体现了“良知”一说,兹录《次先师答人问良知》为例:
    知得良知却是谁,良知原有不须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②
    王阳明认为良知可致,但不具普遍性:“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只有“圣人能致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而王艮对“良知”的看法与其师不尽相同,他认为良知是人自有的,“没有良知之外知”,不分圣人、愚夫愚妇,人皆有“良知”。王艮的诗歌还触及一些宇宙本质问题,其中《咏天》就是代表:
    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果能会得如斯语,无处无时不是天。③
    此诗语如白话,但意味深长,王艮认为“天在身边”,实际上就是将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变成天的意志,带有明显的唯心倾向。王艮的诗基本上不涉及景色,偶有断句,如《题淳朴卷》中“一片青天日,隐然星斗藏”、《次答友人》中“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寄东廓先生》中的“东海滩头老坎高,俯观海内往来潮”等,总体看来,这些诗句皆以粗线条勾勒景色,缺少对景致的细致观察,语近白话,与心学无关的闲情从未见诸笔端。
    王艮曾说:“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备矣。昔者尧舜在上,忧民之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也,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先德行而后文艺,明伦之教也。”此处的“文艺”主要是指科举制艺,与现今的文艺相差甚远。
    总之,王艮不重举子业,而看重德行教化,所以其诗歌创作不自觉的从实用出发,将诗歌视为宣传思想和教育弟子的工具。
   ①王士纬《心斋先生学谱·学述》中所论王心斋十四个学说要点分别为:良知为自然天则;百姓日用即道;学乐;看书先得头脑;格物有本末之物;修中以立本;大人造命;求万物一体之志;修身讲学以见于世;善教;安身;进不失本退不遗末;学术宗源在出处大节。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四、著述流传
    王艮逝世后,其弟子、友人及子孙便着手整理编纂他的年谱、语录,起初有吴标、王襞等人刻《谱录姓氏》,继而有《粹语》和《遗录》问世,《遗录》收有《年谱》、《语录》、《遗文》、《祭文》等,其中《年谱》撰写较为全面,也为后世《年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然因《语录》不够详备,所以后人重刻《年谱语录》,有王栋三刻《遗录》,陈仁四刻《谱录》,耿定向五刻《全集》,后焦竑、周汝登根据五刻本,重新校订编成《心斋王先生全集》,然这些刻本,多半散佚。
    清嘉庆年间,王艮后人重新搜集其遗集、与王栋、王襞的遗集合编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然此集只收王艮《语录》,并未见诗文、杂著,实属遗憾。清末东台袁承业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查漏补缺,编成今天所见的《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是集共五卷,附录六卷,前五卷为《遗集》,卷一为《语录》,卷二收录诗文杂著,内载书信和《乐学歌》、《大成学歌》、《王道论》、《均分草荡议》等重要文章,卷三为《年谱》,卷四为“谱余”、“续谱余”,内载徐樾《王艮别传》、耿定向的《王艮传》,赵贞吉的《王艮墓志铭》等一些祭文、奠文,卷五为“疏传合编”,收录表彰王艮的奏疏,以及翰林院以王艮为课题,庶吉士们所作的传文,卷末还附有“心斋弟子谋梓遗集尺牍”,附录有《王一菴先生遗集》二卷,残缺不全,袁承业只是照《淮南王氏三贤全书》中王栋的遗集,未见增损。《王东厓先生遗集》二卷,是王襞的学生搜集整理残存的语录、杂著等编辑而成,还有《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遗集》一卷和《王心斋弟子师承表》一卷。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刊行数量不多,现存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等地。


第二节 继承人——王栋、王襞
 
    王艮生前,四方来学络绎不绝,死后弟子门徒相继传承其学说,渐成一派。据袁承业的《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统计,有籍可考的弟子多达四百余人,以南直隶、江西为多,著名的有王襞、王栋、朱恕、韩贞、夏廷美、徐樾、颜钧、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何心隐、耿定向等人。因课题范围的限制,本文重点介绍扬州籍的几位传承者,首推王栋和王襞,一方面两人与王艮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两人在继承、维护、阐述王艮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犹如左膀右臂。袁承业在《王心斋先生选集序》中曰:“先生(王艮)之学,自一庵翼之而始畅,至东厓继之而更纯。一庵者,先生族弟栋也;东厓者,先生仲子襞也。”
    一、平民教育家——王栋
    在泰州学派中,王栋既不像颜钧、何心隐、李贽那么有名,又不像徐樾、耿天台、焦竑那么有地位,所以最易为人忽略。王艮死后,继承首席会讲的是王襞,最信赖传人是徐樾,无论从哪方面王栋都不能与之并论,然王栋对王学思想也有所发挥和创造。
    (一)生平简介
    王栋(1503-1579),字隆吉,号一庵,姜堰人。据《三水王氏族谱》之“徙居考”述:“皇明《通纪》书‘洪武七年甲寅冬十一月,命徙江南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始祖闻有徙民之命,即携其子若孙,自徙江北,卜居安丰场。” 由此可知,王艮和王栋的先祖同为从苏州迁徙安丰的王伯寿。幼年时期,王栋随父亲行医采药,七岁学习举子业,十一岁时遇到瘟疫流行,奉父命备药材施救村民。嘉靖五年(1526),时年二十四的王栋补州学庠生,次年食廪饩,自谓:“举业虽出身阶梯,心学实孔、曾正脉”①,此后淡泊科举,着力向学,同年伙同林春师事王艮,躬身受教十余年。嘉靖十九年(1540)某日,父母不和,父离家出走,王栋为此废寝忘食,泣拜三日劝父归,可见事亲至孝。嘉靖三十七年(1548),王栋授江西建昌南城县训导,主白鹿洞书院和南昌正学书院,期间还赴太平乡等处讲会,广集布衣受学,进行礼乐教化。
    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栋服阕期满,选补山东泰安训导,未几又调任江西南丰教谕。南丰与南城接壤,王栋遂联合新旧“同志为会,四方信徒益众②”。
    隆庆二年(1568),时年六十六岁的王栋在南丰创建水东大会,著《会学十规》,并将其讲学内容编为《会语》,刊行于世。王栋讲学名动当道,六十九岁再次迁为深圳学正,四年之后以老归田。
    王栋虽做官多年,然一贫如洗,归乡开门授徒,远近从者甚众,为此创建归裁草堂,同时刊刻《会语续集》,纂修族谱遗稿。万历三年(1575),王栋在家乡创宗祠春秋祭祀,尊祖先,睦族众,同时还制祭田,定祀典,著《祠堂纪事》。王栋性清介,居乡多年,不入公门,整日与士民论学,乐学不疲,直至万历七年(1579)病卒于家。
    王栋在半个多世纪的儒学生涯中,继承王艮“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立意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提出将“乾坤世界重新熔铸一番”的远大抱负。虽曾做过小官,然王栋任职期间坚持讲学,从事学术活动。王栋一生五论是“出”,还是“入”,都积极传承泰州学派的思想,以经世为怀,以“熔铸天下”为目的,不做“离群遁世之徒”,不为时位所限,以讲学传道见称于世。
   ①《年谱纪略》见《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②《年谱纪略》见《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二)学术思想
    王栋的思想在泰州学派中虽不如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赤手以缚龙蛇”和掀天翻地的壮志,然其思想深得黄宗羲的赏识,《明儒学案》述王栋思想大致有二:“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是未应时之良知;至于事至物来,推吾身之知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是应时之良知,不可分析。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谓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①此段话一面强调家、国、天下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突出了“格物论”的修身养性工夫,必须从己身入手,要“正身”、“反身”、“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淡化了“尊身”和“保身”思想。另一面认为“意”不由感觉器官直接产生,王栋将“意”的选择功能提到突出的地位,强调“意”对理性的支配。应该说,黄宗羲的概括非常精炼,可不够丰富,如果我们对王栋思想进行细化,就不能不增加对王艮思想的补充和诠释。
    王栋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自然要解答人们对王艮思想的疑问,也因此加深了对王艮思想的理解,且也作了一定的阐发。对王艮“谁能为师”,王栋做了回答,认为“言行足于取信于人者,方可为师”,还认为自古帝王统治天下只是成为天下之师,而后世君主不知修身顺道,故君、师职责分离。除此,王栋还纠正了时人对“明哲保身”的误解,甚至还想弥合王阳明与王艮对格物的分歧。
    王栋继承了王艮的乐学思想,提出“学不离乐”说,具体阐释了学与乐的关系。王艮《乐学歌》主要论述了乐与学的二者关系,然过于简洁,王栋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认为乐学与反省是一件事,谓:“事事反身以自诚,则障疑不生而真乐在我,所谓学便然后乐也”②,甚至还把“学不离乐”看做“孔门第一宗旨,信而悟之,思过半矣”③。这是因为“人之心体,本自悦乐”,学是复其本体之乐,乐是体验本体之学,一时不学则一时不乐,一时不乐便是一时不学,故时时学习,则时时快乐。
    王栋讲学对象遍及“士农工商”,把“无知鄙夫”作为教育重点,很好体现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挚爱。鉴于此,王栋提出了“与民同欲”和“人欲不能无”的的思想主张,继承和发展了王艮的人欲合理的因素。王栋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欲观进行猛烈的抨击,指出《中庸》讲“慎独”不是为 “察私防欲”,针对朱熹“养心莫善于寡欲”,提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无”的主张。
    为了实现“与民同欲”的主张,王栋提出“要将乾坤世界,重新熔铸一番”,以便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赞同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王栋虽为官,然
   ①《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②《会语续集》见《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③《会语续集》见《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只是训导、教谕,所以他深知“匹夫之贱”,难以行道济世,无奈只能企求化及一乡一邑,他在家乡建宗会,立乡约,周贫济乏使人“各安生理”,各得其所。
    为此,王栋作《乡约谕俗诗》六首(佚一首),内容涉及“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还作《又乡约六歌》。这些都反映王栋对王艮“大成学”的继承,同时也体现了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
    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谓:“一菴(王栋)之学承泰州心斋之传。心斋师阳明,而终不易格物之论,盖自谓其格物之学,已足补阳明之致知之学之不足。一菴则继此而谓当更有一诚意之学。是即以此诚意之学,补徒言致知格物之学之不足也”。①
    由此可知,王栋的思想一方面着眼于推衍心斋的“淮南格物”说的精神,一方面又以其独特的诚意观来纠正心学流弊。
    (三)文学创作
    《王一菴集》首在明嘉靖年间经族人集版刻印,下卷半数残缺,天启四年(1624)又经其裔孙集辑,刊印《王一菴先生遗集》二卷。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按原刻本重新编校刻印,附于《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之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菴王先生遗集》系影印天启四年(1624)刻本,卷一为像赞、年谱纪略、会语正集、会语续集,卷二为论学杂吟、祭文、行状、墓志铭以及门人姓氏等,另有《诚意问答》未辑入,但被收入《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此外还有《易说》、《祠堂纪文》等著作散佚。
    王栋诗集总名《论学杂吟》,存诗二十六首,然《遗集》卷二目录云:“论学杂吟,七言律诗四十首、七言绝句四首、五言绝句八首;诗文续集,七言律诗四十首、七言绝句五首;古风类,五言古诗六首,五言近体六首,柏梁体一首;歌类,乡约六歌等”,疑为其诗多散佚。
    从现存诗歌来看,王栋的诗歌绝大多数为七言律诗,与王艮相似,带有很强的哲理意味,也将诗视作传道工具。仅从诗题看,就可知王栋的用意,如《示讲堂诸生》、《乡约谕俗诗六首》等,用“示”、“谕”字眼来强化突出诗的实用性;王栋主张“学不离乐”,为了将“学不离乐”的主张表达得淋漓尽致,“乐”字在诗中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其他词语,有些诗题直接有“乐”。 在《寻乐吟四首念同志》中,王栋不顾传统诗法用字不重复的规定,连用八个“乐”字,突出“乐学”的主张。王栋的“乐”有孔颜真乐,有天然之乐,有大家同乐,有独乐,有学习之乐,有生活之乐,在《寻乐吟四首念同志》其三中说“真乐原从乐处生,大家同乐共薰成”,意即只要相信有“乐”存在,真乐可从弄月吟风中着意,也可从傍花随柳处留神。王栋将“乐”与百姓日用联系在一起,既扩大了“乐”
   ①《中国哲学原论》,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的范围,又将心学引入了“人欲不能无”的主张中,最终走向对人性的肯定。
    王栋为了宣扬心学思想,不注重词章文采,甚至还认为道义远比词章形式更为重要,这在《照来亭和韵三首》中有明确的说明,兹录之:
    照来非欲占时名,静隔尘嚣志亦清。莫把词章供聚乐,须将道义结同盟。千年圣学多歧惑,百代师模一铎鸣。试向良知看义简,本无雕刻自天成。①(其一)
    此诗应为和韵之作,即使如此,诗人仍然不忘传道,意欲人们静以修身,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只要“致良知”,就能消弭疑惑,“莫把词章供聚乐,须将道义结同盟”二句,突出内容比形式更为重要。王栋作诗虽主意于说理,但述理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比起王艮,王栋的诗多了一点从容与优游。王栋诗中既呈现出了作为传道先生言词恳切、胸怀坦荡的一面,又有“独坐江门无所事,只看江水逝悠悠”(《和答董落山二首》)和“吟风弄月自悠悠”(《李一吾公邀饮水竹居二首》)的洒脱和悠然。相比而言,王栋为数不多的纪游诗,不事雕琢,自由洒脱,如作于旅行途中的《月夜泛旴江弹琴舟中》:
    水满江干月满天,短篷轻下思怡然。光涵一色明如画,云敛千峰静似禅。得意解琴惭独乐,怀人欹枕意忘眠。明朝好定姑山约,共了鹅湖未了缘。②
    诗句干净明婉,写诗人月夜舟中独乐,透出一派闲适、淡然的生活情趣,画面自然,刻画细腻,再如《中秋望月用明翁韵》:
    登楼望月月初晴,天净浑无一翳生。此景共谁论妙契,我心刚与对贞明
    自圆自满曾何缺,非色非空孰可撄。况是良朋同乐赏,夜阑人醉兴犹清。③
    中秋之夜,高朋满座,良辰美景,登楼赏月,夜深人静,友人乐而忘归。闲适生活之趣,跃然纸上,清新洒脱之意,自然流露,类似还有《李一吾公邀饮水竹居二首》、《登开光寺》等。王栋对自然景物的描摹,比王艮更为细致,如《李一吾公邀饮水竹居二首》中的“一壁清芬云洞晓,百年潇洒月轮秋”、《月夜泛旴江弹琴舟中》中的“光涵一色明如昼,云敛千峰静似禅”等写月景句,再如写山中景的“半空飞瀑真如练,四面攒峰不识名”(《游开光寺》),“黄鸟乍鸣歌互答,翠屏交映锦初载”(《照来亭和韵三首》)。这些诗作皆由眼前景触胸中意,再到讲哲理,读来顺畅自然。王栋写景之语虽略显稚拙与生硬,然诗中景
   ①《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②《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③《一菴王先生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色的点缀与铺陈,很好第反映了闲情,较王艮更接近文人诗。
    王栋的诗歌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题材涉及送别、纪游、和韵等,但诗中贯穿“乐学”理论,真可谓传播心学矢志不渝。孙之益在《王一菴先生集序》中称:
    “其学深浅纯粹,其语亲近简明,其近炙安丰,远溯姚江,以寻源於洙泗而成一代之大儒者”①,此言应是对王栋一生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作了一个客观而又公允的评价
    二、民间传道者——王襞
    王艮、王栋和王襞,世称“淮南王氏三贤”,或为“淮南三王”。王襞秉承父志,终身不仕,幼年就受到王阳明赞赏,得到王畿、钱德洪与禅僧玉空法聚亲自教导。由此可见,作为泰州学派的衣钵传人王襞,在宣扬心学、践行泰州学派教义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一)生平简介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先生,晚年别号天南逸叟,王艮次子。王襞九岁随父王艮赴浙江从学王守仁,表现突出,其中有二件事让王守仁的感到惊奇:其一,一日命童子作诗,其他童子都很紧张,独王襞高歌自如;其二,为数十犬吠尾随,王襞镇定自如, 神色不变。王守仁尝谓:“此子(王襞)器宇不凡,吾道当有奇美”②。居浙十年,王襞收获良多,旁通音律,曾辞谢王守仁所赠玉琴。嘉靖八年(1529),在回乡婚娶后,王襞又重返浙江,从学钱德洪、王畿,八年方归。
    期间,不少人认为王襞“天资聪敏”,建议他参加科考,均被拒绝。嘉靖十五年(1536),祖父逝世,王襞服丧尽如古礼。两年之后,其父病重之时,王襞一方面料理家务,照看父亲,一方面协调教务,妥善安排四方求学之人,内外秩序井然。嘉靖十九年(1540),王艮逝世,临终遗言王襞:“汝知学,吾复何忧?”③王元鼎的《王襞先生行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即“吾有子,吾道有继,吾何忧;汝有兄,知此学,吾复何虑?④”这两处记载,说明王襞被王艮寄予“传道”厚望。王艮死后,王襞便开门授徒,以师道自任,且定下“凡月三聚讲精舍书院”的定期讲学制度。王襞讲学精辟,颇受后学欢迎,令许多先师王艮的弟子悦服。
    随着王襞的声望的提高,四方聘之主教者纷至沓来,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完成与兄弟等倡立宗会和修撰好《族谱》后,王襞远赴杭州会讲与於钱王祠,嘉
   ①孙之益《王一菴先生集序》见《一菴王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钞本。
   ②《年谱纪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③《年谱纪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④《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靖三十三年(1554),受罗汝芳之邀,主讲於水西书院,嘉靖三十五年(1556),远赴福建建宁讲学,且向其行贿之人说:“山人山居,不欲以垢名玷山场,而遗笑山灵”①,嘉靖四十四年(1565),会讲金陵,并应耿定向之请,督建泰州安定书院,嘉靖四十五年(1566),受聘仪征主政李臬华,主讲真州,隆庆六年(1573),首蔡春台之邀,讲学苏州,听讲者遍及“三吴”,万历二年(1574),再受耿定向邀请,赴金陵讲学,万历五年(1577),会讲海陵崇儒祠,且每会为期五天,万历十年(1582),至仪征讲学。王襞一生讲学四方方,所到之地必众人瞩目,且每次会讲之后皆有人悦服其学说,拜其为师,其中不乏高官侯爵,李贽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由于王襞四处讲学,使得其父的思想迅速传播,焦竑在《王东厓先生遗集》中说:“今东南人传王氏之书,家有安丰之学,非东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至此?”②这番话充分肯定王襞在继承和传播王艮学说,扩大泰州学派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襞一生秉承父命,“不事举子业”,三次拒荐入仕,终生讲学於民间。虽不为官,然王襞心系百姓疾苦,万历十四年(1586),高邮遭水灾,曾变卖家产资助灾民渡难关。王襞在有生之年,还编辑其父王艮语录、遗稿,并将之付梓,万历十三年(1585),七十五的王襞,用几月时间,将其父王艮《年谱》刊刻行世。万历十五年(1587),王襞病卒於家中,享年七十七岁,临终前正襟危坐,将“讲学之事”托付子侄和门生。
    (二)学术思想
    王襞曾在《奉凌都宪海楼翁书》和《庆东淘吴友士贤五十序》中对自己的一生经历和抱负作过概括,即青少年直接受到王守仁、王艮以及其他鸿儒的教导,然后悉心研究“二王”之学,同时担负起弘扬其父学说的重任。所以说,王襞的思想观念一方面继承了王艮和王畿的思想,坚持“出处”大节和民间讲学传道,另一方面又有所发挥和创新,增加了许多新的体悟与心得,涉及德性之知、见闻之知、率性与修道以及学与乐等问题。王襞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思想必然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要求,不只囿於“殉道守节”和“杀身成仁”的传统儒家思想,更加彰显个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确立人格价值至高无上的地位。
    “良知”是心学的中心议题 ,王守仁以“良知”为心的本体,宇宙的本原,王艮则剥去了“良知”的这种神秘外衣,把“良知”看做是人的生理、知觉本能,并且着重阐述了合理性。王襞把“良知”进一步引入自然之义,把人的生理、知觉本能说成是自然而然和不可抗拒的法则,从而维护下层群众的生存权利。在王
   ①《年谱纪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②焦竑《王东厓先生遗集序》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襞的《语录遗略》中有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然之谓道”,即:“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飨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①在此,王襞将自然现象和人的生理现象,都认为是“道”,换句话说,百姓的日常需求、生理欲望、人格理想都是“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干扰和阻碍。王襞还认为“良知”是人格的“自然”表现,这在《语录遗略》也有表述,曰:“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能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毫不劳勉强扭捏”②。在此基础上,王襞进一步引发,提出“率性之谓道”,《率性修道说》重点论述了心性与修道的问题,主张心性至善说,认为圣人和百姓皆具有善性,可是圣人能不违其意,因本性而动,这就是率性之谓道。普通百姓因为情欲,而“移其真而滋其弊”,故有很多忧患。治疗其病的处方就是让良知(心性)成为主宰,主张格物,主张修身立本。王襞尝谓:“身之不修,而致家齐、国治、天下平者,未之有也;未明德而能亲民者,未之有也。曰正心,曰诚意,所以修身也,立本者也。”③
    王襞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认为修身事关社稷存亡、家庭兴衰、个人得失,同时也认为己身与家国、天下都是物,物有本末,己是万物之本,而家国、天下是末,只要本立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鉴于此,王襞强调通过“格物”达到正心、诚意、修身,只要己正,天下万物就能正。
    除此,王襞还认为自从其父王艮倡导“三代之治”以来,人的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化,所以他决心继承父亲遗志,讲学传道於民间,为改造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王道”。王襞不但宣扬“王道”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实践着,嘉靖三十一年(1522)年创建“宗会”,就体现了“王道”思想。此次有益的尝试,尽管范围限在宗族范围,但王襞试图实现“老者有养,少者有教,富者有施,贫者有赖,嫁娶凶丧者有赡”的改革愿望。生活快乐和乐于学习,也是王襞的重要思想和人生态度,《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问:“学何以乎?”曰:“乐。”再问之,则曰:“乐者,心之本体也。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④
    王襞认为乐是心情的本来状态,是本体的,是内在的,无所依靠的,同样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同时也讲“乐即道,乐即心”,很好的将“乐”、“道”、“心”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乐”新的内涵。“乐”和“忧”是自古就是对立的,但王襞认为“乐”不是“无忧”,“忧”不是“忧物”,而是“忧道”、“忧学”,显然受
   ①《语录遗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②《语录遗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③《语录遗略》见《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孔子“仁者无忧”的思想影响。当然,在王襞看来,乐和忧是可以转换的,凡人通过长期修养,同样能达到无忧状态。
    综观王襞思想,基本延续着王艮、王畿的理论,但也做了一些创新和丰富,同时还弥补王艮和王畿思想的欠缺,因此说王襞确是泰州学派最理想的接班人。
    (三)文学创作
    王襞的遗作由林讷、王元鼎搜集、整理、辑成《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二卷,是集由焦竑作序。《王东厓先生遗集》的现存版本系清末东台袁承业重新编排的,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内容相同,应同属一版本,只是重新刊刻而已。《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只有二卷,上卷为像赞、年谱、语录以及赠答杂文,下卷为所作诗赋、附载行状、铭志、祭文以及世系门人等。
    相比王艮而言,王襞的诗歌成就要强其父,《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二中收录王襞诗歌共一百九十六首,其中七律最多,次为七绝,另有少量五律、五绝、排律以及杂言,由此可以看出,王襞不仅擅长律诗,而且兼用各体。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中说:“诗者,各人之性情耳”①,此话意即诗歌都是个体生命情感的体验,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有言:“王襞的诗作也不例外,既有个人情感的流露,又有明朝社会生活的烙印。”②王襞存诗,多为酬答应和而作,如《赠南都后台陈表弟》、《赠东台曹南风畴》、《赠南梁门人殷乐川》、《次韵答北洋崔子见枉》,风格虽近杨万里,然不能沁入心灵,多为‘即景’写作,缺乏性情,如《问答以中别居之作》就属此类,兹录之:
    瘦骨先生耸两肩,不将寒相着人怜。虽于尘俗全无气,恐与神仙夙有缘。每对宾朋林下坐,岂曾酒盏手中寒。消磨世界如流水,还我青山不改迁。③
    诗中“消磨世界如流水,还我青山不改迁”两句,只是体现诗人生命的无意识和本性的原始状态,少有真性情。当然也有参透功名利禄的《再咏寄韩以中二首》,认为“名高未必都归己”,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且告诫弟子韩贞“莫恃入山寻路易,须知举棹出溪难”。总之,这类诗歌基本吻合“杨万里论述的‘触’→‘感’→‘诗’的线型逻辑,切合入情之初生命情感体验的本然形态”④。应酬
   ①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②姚文放等《游走在心学与文学之间的诗歌创作——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③《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④黄石明《试论泰州学派王襞诗歌的内美》,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 年第1期。

 
之中,王襞也不忘向人灌输其学术思想,如《和答王凤山》诗云:“为学先寻静处天,尘机如息始安然……,明旨要明千古诀,做人须做十分全。孜孜不厌深深入,自有神明告尔前。”整首诗讲求学态度要孜孜不厌,求学方法要在明旨后,进一步探究,最终达到求全。这类诗不仅劝诫意图明显,而且人物形象富有人情味,如《赠南梁门人殷乐川》云“吾惭帽桶十年高,空对门生纵笔豪。隐几孟轲真自负,问津尼父却徒劳”,自我批评,颇有为人师的谦逊之态,再如《赠东台曹南畴》中对曹南畴寄予“凌风展翮看鹏秋,我欲期君第一流”的殷切期望,坦荡自然,未见师道尊严。王襞有的赠答诗,对自然景象有着细腻的描绘,诗中花鸟山川俱有,四季景色交替、动静结合,如《寄南梁庠友张一岩》云:
    东风才转绿杨春,怪是黄鹂最恼人。唤得碧桃开热闹,簇成花市妙难论
    诗人着笔从视觉到听觉,由远景到近景,写春天的绿杨、黄鹂、碧桃,热闹一片,色彩鲜艳的花市,让人美不胜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云:“‘一室风过雨,三更月到窗’,‘好雨应宜早,秋花不恨迟’、‘坐雨新亭晓,闻潮落月时’、‘老携杖履归山谷,闲看儿孙种水田’,亦有活脱之趣”①。王襞经常摄取生活中泛舟游览、闲观画栋、夜寻渔浦、病中相忆、音书问讯等日常琐事入诗,这些诗读起来质朴动人,别有一番风味。
    除赠答、和韵之外,王襞的记游诗数量也不少,且写法多变,有专写情,有攻于景,不尽力令情与景有机交融,还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生命的感悟,如《过钱家店望北洋庄居前韵》就:
    欲傍寒芦一系舟,嘈嘈声里雁鸣秋。高人近僻北溪水,野客每怀南郭楼。今夕懵腾风雨过,几时欢合夜灯留。相期共展平生处, 莫负年华空白头。②
    此为即景抒情诗,寒秋时节,诗人乘小舟经过钱家店,由眼前的“寒芦”秋景、“雁鸣”秋声,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僻居北溪水的高人和隐居南郭楼的野客,再由秋景的萧杀、风雨的消长、灯火的明灭生发感慨,勉励人们莫要浪费时光。另有《登真州青云楼》叙闲余乘兴登楼之情景,《青蒲道中作》记从东吴到南粤看山的经历,《自留都归维扬》与《自东台会归安丰》三首则写讲学与游玩的过程。
    王襞另有少量悼挽诗作,如《挽周南泉九十一翁仙逝》、《挽南梁仲翁》、《悼老友季东洲仙逝》四首等,下笔均先回忆死者生前的音容笑貌,再抒发自己对逝者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抒写诗人达观与超脱的人生态度,用词朴实无华,自有款款真情。即兴之作,亦可谓情兴双至,寓教于理,如《偶成》、《山
   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②《新镌东厓先生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间刻崇祯至清嘉庆递修本。

 
堂看诸生除草》、《秋会罢八咏》、《述意》三首、《述意》五首等诗。诗因情有感而作,王襞能在哲理意蕴的阐述中能做到情真意切,还有意象选取上也颇见用心,如《咏菊》八首,诗人以陶渊明自况,借颂咏菊花的清高华洁象征自己人格的高尚。
    总之,王襞的诗既有爱的主题,又有死亡主题,但无论那种主题都是诗人生命情感的真实反映,希借助对日常生活的玩味来品涵生命情趣,用至真的情感体验去化解生命的烦恼,从而提高生命的质量。


第三节 追随者——朱恕、林春、韩贞
 
    最早将王艮之学以其籍贯“泰州”命名的是王世贞,后黄宗羲又在《明儒学案》中将王艮及其所传之学列为“泰州学案”五卷,且据传承时间和思想倾向,把“泰州学案”分为“泰州学案”和“泰州学案后学”两部分。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泰州学派不是区域性的学派,而有全国性的特征。据袁承业的《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泰州学派成员确实来自全国各地,人数众多,江苏人又最多,江西人次之,泰州本地比例最高,多达八十九人,近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单从人数的绝对多数上看,以“泰州”命名也就不足为奇。
    在《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中,袁承业还特别注重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将“王学”分为五传:一传有王襞兄弟、王栋、徐樾、林春、朱恕、朱杌、李珠等157人,二传有颜钧、赵贞吉、韩贞、林讷、耿定向等224人,多为王襞、徐樾、王栋的弟子;三传有罗汝芳、何心隐、耿定理、赵维新等57人,多为颜钧、耿定向的学生;五传为陶望龄、夏廷美、王元鼎等24人,多为周汝登、焦竑学生。通过“五传”弟子,我们既可以看出泰州学派的兴衰历史,也可以理清泰州学派的师承关系。
    王艮的传承弟子中,有户部主事、知县、侍郎、学官等中下层官吏,但绝大多数是樵夫、佣工、吏卒等下层民众。王艮平民化的教育思想,使得广大下层民众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他们或“鱼化为龙”,或“脱落愚蒙”、或“自觉自化”。
    其中杰出代表有樵夫朱恕、佣工林春、陶工韩贞、贫民董高、仆役朱杌、差役李珠等。这些人一方面接受王艮学说,另一方面也为传播王艮学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扩大和巩固了泰州学派的影响力。泰州学派虽弟子众多,然因课题范围的限制,故本文只列一传、二传部分扬州籍成就较高的弟子,做简要阐述。
    一、陶工——韩贞
    泰州学派中许多弟子出身低微,曾经是手艺人,改学儒学后,并不以文字和讲学见长,也不仕官,而是以自己的亲力亲为来验证自己的理念。兴化“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韩贞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一生乐善好施,著有《韩乐吾集》,被誉为“东海贤人”。
    (一)生平简介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兴化人。据许子桂的《乐吾韩先生遗事》载:韩贞家世代以制陶为业,家庭窘困,无奈辍学在家,但他天资聪颖,求知若渴,五岁执荻画字,十二岁束茅作笔,砖上沃水学字。除好学外,韩贞还早知人事,十五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其亲染病身亡,家里无钱打理后事,韩贞只好佣于人,挣钱安葬父亲,四年之后,母亲又相继离世。痛失双亲的韩贞悲悼不置,遂信佛以求来生,偶闻同乡朱恕讲孔孟之学,遂弃佛归儒,拜朱恕为师,诵读《孝经》、《小学》。嘉靖二十五(1533),韩贞服膺王艮之学,在朱恕引荐下拜王艮为师。时王艮门下皆“海内名贤”,而韩贞则以布衣芒履,周旋其间,受到同门的歧视,未受礼遇,惟晨昏供洒扫而已,为此曾题诗壁间抗辩:
    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雪霜半蓑烟。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伴月眠。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绵袍边。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①
    王艮见此诗,认为韩贞志向超群,赋诗回赠,并令其学于次子王襞,同时还亲自为他制作儒巾深衣。两年后,韩贞辞别王艮父子,回到兴化,因着儒家深衣,众皆笑其狂,堂兄也感到气愤,斥责道:“吾家素业陶,小子不务农,反游学何为?”②
事后,韩贞从容地对哥哥说:“兄前日责我,恐我游学惰其四肢。自从朱(指朱恕)师学得‘勤’字,今从王师(指王襞)更学得真切。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积,一年有二年之用。先使兄与伯母一家得所,尽得子弟之职,然后再去问学,岂敢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虚顶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③
    从此以后,韩贞在家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上千人,一时名声大振。
    三十七岁时,韩贞在同邑儒生杨南金的劝说下,曾刻苦攻读四书五经 ,并与杨南金同赴南京应考,见考生们背着席、光着脚进入试院,遂弃别杨南金,且慨然而叹: “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百世师,所以伊尹三聘不起,为重道也。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④
    次年,在王襞的资助下,韩贞与杨南金妹完婚,勉励妻子要学习东汉梁鸿、孟光夫妻,同甘共苦,相敬如宾。韩贞夫妇的乐善好施性格,在乡间也是有口皆碑,嘉靖二十年(1541),兴化适
   ①《韩乐吾先生行略》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②《韩乐吾先生行略》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③《韩乐吾先生行略》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④《韩乐吾先生行略》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逢百年一遇的旱灾,乡民饥困,韩贞于是变卖三间讲堂,买米资助乡邻渡难关,韩贞甚至将嫁女买布的彩礼钱,全部捐给穷困卖子的葛姓男子。嘉靖二十三年(1544),兴化大旱,韩氏族人因交不起官租而被关进了监狱,韩贞力拯救之些受难者,跑到海边去教童馆,以自己所得报酬来代偿,后又到盐场去替人煮盐,得帮助族人偿还欠租。隆庆三年(1569),兴化遭遇水灾,乡民田舍俱被淹没,人心有点思乱。韩贞应县令之请,驾舟教化灾民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时他明显的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上要百姓安于现状,切勿思变,以免失节。中年的韩贞多留乡村,以教习童蒙为生,农闲时则为民众讲授儒学,致力于发明王艮“大成仁道”,正所谓“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万历十三年(1585 年)八月初九,韩贞卒于家。死后,唐荆川曾亲书“流芳百世”於他,李春芳赠匾“韩善士祠” ,且为之建祠,县令程鸣伊送“敦行正俗”额匾两方旌其门,县令凌登瀛送“笃信圣道”匾旌其堂,县令杨涧来赠“东海真儒”匾额。
    (二)学术思想
    韩贞以倡道化俗为己任,平民儒者的风范将铭记史册,其思想既有对王艮学说的继承,也有独特的见解。蔡文锦先生在《泰州学派中的平民哲学家——论陶匠哲学家韩贞》一文中把韩贞思想归纳为:宣扬“百姓日用为道”,坚持圣凡同一,力倡善良,重出处大节,以明道化人为己任。应该说蔡先生的归纳比较全面,纵观其一生,韩贞确实在传播、践行王艮之学。
    韩贞的平民身份使其自然注重王艮所提倡的“百姓日用之学”,而不喜欢那种专重书本的儒学,以平民百姓为本位,认为唯有利于百姓日用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正因此,韩贞反对讲学时寻章摘句,作“学究讲肆”,讲无关乎百姓日用的“闲泛语”,有《勉朱平夫》为证:
    一条直路本无通,只在寻常日用中。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①
    该诗主旨仍在于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在韩贞看来,离开“寻常日用”,必将学无所据而流入佛、道的“空无”弊端,明白此理,“野老”也能“成圣”。韩贞从先天平等的原则出发,勉励村野平民领悟个中道理,振作起来,由凡入圣。韩贞还在《答友》二首中揭示真理不在儒家、佛家、道家的著作中,只在“寻常日用中”。韩贞既主张从心悟入手,得心学真谛,又注重践行,这在《自在吟》得
    ①《勉朱平夫》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卷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到很好的印证,兹录之:
    一段生生理,天然妙莫穷。许多人不识,错用一生功。万事无心妙,浮云任去来。天机原自在,何用力安排! 一人一个性,一性一天机。天机及太极,太极岂人为? 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原不少些子,何须向外行?①
    除此,韩贞的人生轨迹也证明注重践行的成效,从目不识丁的陶匠到闻名一世的大儒。为了求学,韩贞居不求安,食不求好,不事科举,始终活跃在民间,通过讲学、授徒、传道等多种形式践行着王学思想。圣人和凡夫同心,即每个人都有向善成贤的心意,韩贞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这样写到:
    我将大成学印证,随言随悟随时跻。只此心中便是圣, 说此与人便是师。②
    此诗宣传了王艮“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的思想,单从这一点上看,贤与愚、圣与凡,都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民主的思想,显然是对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思想的突破,也很好体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对于唤醒民众有着重大作用。
    韩贞注重名节,淡泊名利,注重出处大节,坚持以明道化人作为己任,显示了一代陶匠哲学家所特有的抱负与大节,如《出游》所云:
    跳出樊笼打破空,一身飘泊太虚中。心忘物我先天合,性悟鸢鱼化同。两袖清风挥宇宙,一肩明月任西东。轻轻展足乾坤内,踏遍千山兴未穷。③
    韩贞一生都在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把传道化俗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耿定向的《陶人传》中谓:“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趺坐,论学数日,兴尽则拿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林聚所,与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如所欲往,盖编所交居村乃还。翱翔清江,观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阆间也。”④
    黄宗羲也在《明儒学案》中也描述了韩贞讲学的情形,曰“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⑤
    此段话描绘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幅罕见的农民乐学图,同时也说明韩贞教学方式的灵活性。为便于弟子接受,韩贞多用通俗易懂的诗歌,使得所学之
   ①《自在吟》见《韩乐吾先生文遗集》卷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②《大成学歌寄罗念庵》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卷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③《出游》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卷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④耿定向《陶人传》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⑤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人易读、易懂、易记,前歌后答,教学气氛相当轻松愉快,这也正好体现王襞的“学中乐、乐中学”的思想。
    (三)文学创作
    韩贞死后七年,其门徒检得遗稿,于万历二十年(1592)编成《韩乐吾先生遗集》,万历二十六年(1598)刊刻,是集也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清朝曹寅的《栋亭书目》收录的《韩乐吾集》亦为两卷,卷一为诗文著作,卷二为遗事杂录。泰州图书馆与复旦图书馆所藏的《韩乐吾先生遗集》是抄本,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韩乐吾先生集》二卷则是清刻本。
    韩贞诗作的数量明显多于朱恕、林春,甚至也多于其师王艮父子,但内容与其师大同小异,也是把诗当成一种传道的载体,许多思想直接体现在诗中。对于韩贞的创作,与其说是诗歌,还不如说是有韵的语录。相比而言,韩贞的诗除了师门的共性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这主要与其人生经历有关。
    韩贞早年因家庭连遭劫难,曾一度信佛以求解脱,佛教的知足常乐、消极退让的思想也忽明忽暗的体现在诗中,如《野寺》中“吁嗟色相原非相”、《寄王元衢》中的“物物性空无内外”,《勉朱平夫》中的“有意观空空亦物,无心应物物还空”等等。在佛学的影响下,韩贞也认为有形的物质世界是空的、假的,只有无形的精神、心灵,才是真实的、永恒的,这与禅宗宣扬的“一切诸法皆有心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禅宗主张“一念不起”和“坦然寂静”的顿悟,韩贞一些诗中亦有这样的思想,如《简李中秘勉斋先生》中的“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新秋与刘子华夜坐》中的“悟得胸中无一物,澄清天下妻多方?”等,都体现佛教的“悟道”思想。韩贞看到世道的不平,但提不出改良的主张,甚至尝统治者去教化民众,安贫死节,树立纲常,这些与泰州后学的叛逆精神相比,实为逊色。
    韩贞与师友唱和的诗作,最具特色,与王襞的唱和应答居多。笔者从王襞的遗作中,发现有十几首诗是写给韩乐吾的,如《送乐吾韩生访友》二首、《和乐吾韵勉殷子实二绝》、《问病乐吾》等,诗中既有“生死关情几故交”的师生情,还也有赞扬了韩贞“虽于尘俗全无气,恐与神仙夙有缘”的优秀品格,同时还有对韩贞的关怀之情。韩乐吾为感激师恩,也曾写了许多诗,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与怀念,如《答王东厓师》、《新春次东厓师韵》,兹录一首《次东厓王师韵》,以显其意。
    今古兴亡流水过,汉唐勋业竟如何。自知道大千钟少,谁识心空一芥多。碧月光中同鹤舞,白云影里听渔歌。我家原在光天住,不落尧天十二窠。①
    诗中,韩贞以孔子弟子颜回自比,同时也用颜回来激励自己。除对王襞感恩外,韩贞对启蒙老师朱恕也深怀感激之情,每次途经草堰时,总不忘拜访朱恕,尝夜半起身,写诗寄托思念之请,曾叹道:“天长地久会有时,此情绵绵无绝期。”
    韩贞除与王襞、朱恕唱和外,还与乡贤宗臣、李春芳、陆西星等人有往来,且有诗作应和。 嘉靖三十一年(155②),韩贞闻宗臣因病归养兴化,曾多次前往百花洲探视,规劝宗臣安心养病,勉励他为国效力,有《示宗子相》为证:
    诸贤为学莫欺人,只要连心透骨真。暗室不遗遐迩服,大庭如昧鬼神嗔。伯夷身死心何死,颜子家贫志不贫。了道胸中无一物,吟风弄月出埃尘。②
    嘉靖三十九年(1560),宗臣因积劳成疾,死于福建任所,韩乐吾闻噩耗,痛哭不已,可见两人感情深厚。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当上宰相后,回家省亲时,尝闻到韩乐吾贤事义举,深为叹服,遂邀之相谈,言及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生大事。韩贞也曾写过《集李相国水亭》、《上太师李相国》等诗,既希望李春芳纵横捭挞,治理国政,又希望他不忘师训,为民请命。拜访李春芳之后,韩贞还看望了陆西星,回到家中,写了《寄城中诸友》:
    落叶惊秋只自怜,良朋佳会恨无缘。莫教性地生荆棘,好养心田继圣贤。道德未全休歇手,工夫不尽再加鞭。无端岁月催人老,一刻千金勇向前。③
    此诗既感叹了人生的无奈,同时流露时光易逝,岁月催人老,所以只有只争朝夕,才能做到无愧圣贤之道。相比而言,韩贞这类诗歌比单纯的传道之作,来得更有诗味,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韩乐吾先生文集序》称韩贞诗:“大都澡性窍,撷吐真机,洋洋洒洒,流于天籁,咏其词想见其人,殆戢胶葛而衷罗纬象者乎?”确实,笔者从其集中可知,陶匠出身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其心其行,其言其诗,对于宣传大道,扶正民风,良有裨益。
    二、樵夫——朱恕 
    朱恕是泰州学派重要成员,既是王艮之学的忠实追随者,又是王艮教育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在耿定向的《王艮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①《次东厓王师韵》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②《示宗子相》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③《寄城中诸友》见《韩乐吾先生遗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袁承业的《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以及《东台县志》、和兴化县志》中都记述朱恕的事迹。
    朱恕,字光信,号乐斋,泰州草堰场人。家境贫寒的朱恕,年少丧父,从小就承担其家庭生活的重担,据《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载:“(朱恕)樵采养亲,家贫未尝学问”①。虽现实原因迫使朱恕未能入乡学,然其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可谓“人穷志不短”,据袁承业的《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载:“(朱恕)及长,闻心斋讲学安丰,毅然以袋贮熟麦面往从之,每心斋退,食。先生取水调面啖焉。面尽仍为樵,薪易麦有余,再往学焉”②。朱恕曾砍柴回家,偶过王艮讲学处,留步听讲,深受启发,信口作歌道:“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③
    王艮闻之,将朱恕招入院中,且对学生说:“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则易。”④意即处处有道,关键在于人有无意愿去追求,治学与砍柴一样,关键在于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主观努力可以化远为近,反之,近亦不可得。此后,朱恕每次砍柴之余,必造王艮讲学之处,专心听王艮讲学,饥则取干粮饱腹,听完之后必浩然高歌,负薪而去。
    朱恕刚正不阿,坚持操守,安于贫困,据《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载:同门第子有宗姓者,曾经以数十金贷给朱恕,劝之另寻生计,且希望日夕与之游。可朱恕非但不感恩,还痛斥曰:“子非爱我,我自憧憧然,经营之念起,断送一生矣”⑤。因对时事不满,朱恕终生隐居不仕,以采樵行吟为乐,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据《明人传记索引》载:“胡直为学使,召之(朱恕)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直与之成礼而退。”⑥朱恕继承了王学思想,尤在践行平民教育思想,作出很大的贡献,坚持在民间讲学。朱恕虽系学者名流,一代儒者,然不愿与官僚交游,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据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载,朱恕“好为诗”,特别在王艮卒后,写过一些语录体的诗,内容多是劝人行善,安分守己。后人将朱恕和韩贞吾的著作,合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由于现实原因,笔者未见是集,只通过一些典籍的零星记载,以窥其诗一斑,如咸丰《重新兴化县志》中的“明暗若违还伪学,鬼神如在是真修”和《朱先生墓表》中的“邪思乱性伤生药,笃志为仁切已谋”等断句。朱恕作诗如同其师王艮,皆将诗作为传道工具,平白如话,缺少文采。
    朱恕本无字号,里人鉴于他生平无丝毫欺诈,遂以“光信”作为他的字,死后,尚书耿定向作《陶樵传》,墓碑刻有“明隐士朱光信之墓”字样。这些都是
   ①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②袁承业《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见《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袁承业重编1912年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⑤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⑥《明人传记索引》第 1③6 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64年。

 
对真“隐士”的朱恕不张扬,不入仕,拒绝浮华,抱穷守志,崇尚淳朴的人生价值观的高度概括。
    三、佣工——林春
    王艮的弟子中大多来自下层民众,但也不乏来自官场,林春虽早期生活在民间,然后转入官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场,林春都是泰州学派的得力干将,且有许多理论建树。
    林春(1498-1541),字子仁,号东城,泰州人。祖籍福建方城,因父亲林宏守泰州,遂举家迁徙到泰州。儿时的林春家境窘困,因贫几近辍学,读书期间常用竹筒装膏,燃火读书,条件十分艰苦。父亲作漕卒时,林春“独与母妻织屦,织屦读书率以夜不睡”①,还曾因无下锅之米而贷于邻人。林春初学於泰州知州,后仰慕王艮学说,师从王艮始知“致良知”之说,且“日以朱墨笔点记其意向,藏否醇杂以自改”②,天长日久乃悟要旨。
    嘉靖七年(1528)年,林春举乡试,四年之后又会试第一,登进士第,选户部广西司主事,后调礼部主客司主事。任职期间,林春尝闭门谢客,虽亲旧不能往拜,常与僚友宾客讲学,竟夕以为常,以其知行幅实和讲学沉密名闻京师。几年后,林春转为验封员外郎,不久又任文选司员外郎,后谢病归养母亲。居乡期间,林春与官场结缘,专于讲学,广纳门生,及母亲稍好,则出寓所,与乡贤、后生讨论心学,游走安丰,亲自拜谢恩师王艮,询疑问难。嘉靖二十年(1541),林春起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当年卒于任所,时年四十四岁。林春为官多年,始终清贫自律,死时所有资财不能为棺木,僚友为之棺木才得以归家。
    林春自束发至盖棺木,未尝一日不讲学,虽在吏部不以官避嫌,与学者同住寺观,终夜刺刺不休。正如唐顺之评价说:“君(林春)问学几二十年,其胶解冻释,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质行者必归之。”③
    虽讲学几十年,林春唯独心敬王艮,以王畿为友,一生践行良知,且对王艮之学有所发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先生(林春)未必为泰州之入室,盖亦无泰州之流弊矣。”此言评价较为客观,林春确实并非王艮的入室弟子,因为林春为官多年,与不问举子业的王艮还是有不同的人生选择,但两人知行还是相对一致,一生都在在传播、践行“良知”之说。
    讲学之余,林春也在总结、发展王艮的学说,认为人的认识是天生固有的,
   ①唐顺之《林东城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
   ②唐顺之《林东城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
   ③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

 
“即心是理”和“物之是非善恶,如体之迹痛疴养,无不自知”①,还主张真理的获得不在于去认识,而在于体验,诚如在《简陶镜峰》中所言:“真学不于照上论真,惟于无照上致决”②。林春认为人只要做到“心果无事”,就能“百体自舒”,所以他对现实采取不问是非的模糊态度,所谓:“虽造次颠沛,亦自裕如不见有事”,甚至还在《答欧阳南野少司成》中更进一步的说:“一念不起,举万缘而皆空之”。平时生活起居,林春温厚待人,从不恶语中伤别人,甚至要求自己不见人过,不恶人,据《王一菴先生遗集》载:有一次王栋想就某一问题与林春辩解明白,林春却无意辩论,认为“辩得自己极是,不难为了别人”。林春的有些主张,或许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有点消极,但这些并都不能掩盖其在泰州学派中的重要地位。
    泰州图书馆藏明刻本的《林东城文集》二卷,首有嘉靖丙午山阴王畿序,后有嘉靖壬子临海冯良亨后序,又门人张淳后序,上卷为序记铭杂诗类,下卷为书类。林春的诗作不多,大多也是借诗演义,缺少词采,总体上成就不高。
    以上所列,仅是泰州学派中本土代表人物,且其思想一脉相承,都带有平民儒者的色彩。泰州学派是明代中期很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这与他们宣扬的主张、注重践行,坚持走平民路线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强调以身为本,重视会讲,突出“乐学”理念密不可分。泰州学派的某些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感染了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凸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启蒙思想,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①林春《复陈见吾》见《林东城文集》卷二,泰州图书馆藏明刻本。
   ②林春《简陶镜峰》见《林东城文集》卷二,泰州图书馆藏明刻本。


    摘自《明代扬州府作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