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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田及其著述
新闻来源:时间:2013-11-21 18:50:38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蒋文田及其著述
方宝川



蒋文田、李龙川、黄葆年像

 
    蒋文田是太谷学派南宗二传继承道统者之一。他鼎力辅佐黄葆年,实现南北合宗,同掌归群草堂讲席,维系学派内部团结,在学派同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对学派的继续发展,功不可没。
    蒋文田(1843一1909年),字子明。曾在泰州龙溪草堂讲学,人称龙溪先生。江苏泰州人。其生年有二说:一、刘蕙孙先生《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清咸丰七年(1857年)”条载:是年“黄葆年、蒋文田均十三岁。”由此上推十三年,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亦即认为蒋文田与黄葆年同年出生。王学钧在多篇论文中,也认定蒋文田与黄葆年同岁,且据以推论李龙川“宣巽二之旨日:‘将来天下,二巳传道’。”[1]中之“二巳”,系指黄葆年和蒋文田。因为“黄葆年和蒋文田都是道光乙巳(1845)年生。”[2]二、刘蕙孙先生早在一九四O年发表的《张石琴与太谷学派》一文称:蒋文田“宣统元年六十七卒。”[3]以此上推六十七年,其生年则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不知何故,刘蕙孙先生又于编撰《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时,改记为与黄葆年同岁。前些年,陈辽先生根据蒋文田《龙溪先生诗钞·癸卯江南第一花朝诗》中的“回头却是我生年”一句,考定蒋文田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3年)。[4]从而解决了蒋文田究竟生于何年的问题。
    蒋文田曾自称:“予家无斗储,不耕而食,恒抱素餐之耻。”[5]又说:“穷巷寡人事,居与木石邻。得闲即为乐,遭粥不忧贫。”[6]可见他虽非出生于穷苦大众,亦非十分殷富之家。他“少小志远游,足迹轻八荒。思欲穷幽险,千里裹堠粮。北引瑜燕冀,南游窥衡湘。”[7]由此而大开眼界。
    清同治二年(1863年),蒋文田正式拜从李龙川。次年(1864年),又引荐黄葆年及门。蒋文田受学龙川先生后,因奉养亲老和潜心学道,很长一段时间居家不远游。李龙川刘一蒋文田亦甚器重,曾作《赠蒋生子明》诗云:“有道能知天爵贵,青瞳方骨本天生。却留青眼贻孙子,不愧家声蒋子明。”[8]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龙川拟组织门弟子考龙门,曰:“学人不过龙门,终不能超贤关,人圣域。……汝等愿考者作圈,不愿者作点,各书其掌以进。时诸人皆圈,惟子明作一点。”[9]对蒋文田的选择,李龙川后来谓之曰:“人各有因缘,将来汝夫妇当飞亮而过也。”[10]龙川晚年曾日:“子明好学,可为教授。”[11]病革时,弟子拱铨问身后诸事。龙川又曰:“有建安、石溪,敷衍拉杂了之可矣。……子明有老亲不出游,可兼顾也。”[12]将蒋文田视为继承衣钵者之一。
    李龙川逝世之后,门弟子各有任务,星散四方,或在扬州,或居苏州,或寓上海。黄葆年北上山东为官传道,蒋文田则在泰州故居的白龙溪旁,设龙溪草堂授徒讲学。为了实现龙川先生南北合宗的遗愿,他不惮驰驱之苦,再次开始频繁游学于大江南北。多次北上山东,协助黄葆年联络学派南北同学。据《龙溪先生诗钞》、《归群草堂诗集》等考知:蒋文田之足迹,曾达西域,“不破楼兰终不归,秋风塞上断鸿飞。”[13]从兰山至半城,登泰山,游岱岳。“平生崇仰止,此愿良已酬。”[14]又下江西,游庐山,登五老峰。再过竹林寺、海会寺、白石寺,作《宿白石寺赠高壁上人》诗曰:“我是峻恫道上人,偶来庐岳访全真。”旨在追寻太谷、石琴、龙川等学派传人悟道的途径。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葆年任山东朝城令。蒋文田赴朝城与之相会交谈。后北上京师,临别赠言黄葆年日:“招招须我友,莫厌负薪劳。”[15]以学派事业为重而共勉。次年(18史年),蒋文田回山东,七夕与黄葆年等在武阳夜集,讨论旧学,共商大事,会中唱出“喜天人之一贯,合南北以同心。”[16]十九年(1893年),南下游苏、杭。是年冬,黄葆年由朝城调令莱阳,将行之前,蒋文田与之一起邀请北宗学者朱玉川等在署欢宴。
    二十年(1894年),蒋文田再上庐山,作《甲午再游庐山作》诗云:“从今应许窥真目,莫是峻恫道上行。”语义双关,言为心声。同年,偕同人再至莱阳,赵明湖主持开丛菊之宴。二十二年(1896年),黄葆年调署福山县,蒋文田与谢逢源、朱玉川、朱莲峰、达听湘、颜杏甫、高星仲、毛实君等南北学者,应邀到福山聚会,同游芝阳洞。在这次聚会中,黄葆年和蒋文田等正式提出了要实现南北合宗的有关问题。同年,蒋文田赴苏州,与学派北宗学人虞季升会面,做其思想工作。二十三年(1897年),蒋文田又北上,与黄葆年、朱玉川、朱莲峰、毛实君等人在福山署中,谈学论道,共同商议南北合宗的具体事宜。分别作《赠朱莲峰》诗云:“尔我结同心,德音佩无致。”《送朱玉川归济南》诗云:“丹心共抱无南北,白首相看有弟兄”云云。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黄葆年调令泗水县。是秋,蒋文田由滕县赴泗水。重阳佳节,与黄葆年、朱玉川、毛实君等人集会赏月,即席联句,歌吟赠答。二十五年(1899年)春,又于泗水县署与黄葆年、赵鸣岐、赵明湖等人,夜宴歌咏。后游扬州,重访海岛巷太谷讲学旧址。寒食日归泰州。二十六年(1900年),黄葆年在泗水县署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太谷学派“第二花朝蝴蝶会”,为南北合宗作最后的准备工作。蒋文田参加了此次盛会。会后黄葆年送蒋文田之颖州。二十七年(1900年),九九重阳,黄葆年再次招集赵明湖、谢逢源、朱莲峰等南北学者十余人,作泗水城南永康寺之游。据黄葆年《游永康寺并序》称:“虽蒋子犹未至,然当亦不远,想东行枫林石径间。”[17]二十八年(l姗年),蒋文田与黄葆年等一道应毛实君(庆蕃)之邀,赴上海主持“愚园雅集”盛会。据蒋文田《与人书》载:“近者黄先生解组归来,卜居于泰州南乡之刁家铺,离城二十余里。此地旧有东皋草堂,风景甚佳。拟于其间,接待来学。”[18]可见当时黄葆年等曾计划在泰州开讲舍。后来,在上海的“愚园雅集”会上,才最后讨论决定了苏州建立归群草堂,实现了学派的南北合宗。为此,蒋文田作《海上愚园雅集图二律》,其一曰:“信有归群乐,春风海上俱。知音才是雅,证果莫如愚。邱壑迎游屐,园林人画图。英材集童冠,相契在真吾。”欣喜之情,溢于褚墨。
归群草堂开学后,南北弟子合宗云集苏州。蒋文田仍家居泰州,但同时常往来于苏、泰之间,与黄葆年共同主持讲学,并参加了归群草堂的所有重要活动。此前在龙溪草堂的及门弟子,如杨蔚霞、达紫成、钱希范、袁淡秋、李祖峰、罗达衡等也并入归群草堂,同为归群弟子。宣统元年(1909年)春,蒋文田逝世于泰州。
    综观蒋文田的一生,为人谦让自责,心虔志诚,胸怀坦白,性情真挚。他自从拜从龙川先生后,即受到器重,成了承其衣钵者之一。在后来学派南北合宗的大业中,他协助黄葆年,联络南北同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与黄葆年、谢逢源、陈建安、高辛仲、赵明湖、毛庆蕃、朱玉川、朱莲峰等人均成生死之交。即使是对南北合宗曾持有不同意见的黄崖孑遗虞季升,与蒋文田相见交谈后,亦“甚得言语之际,犹不胜钦佩”。 [19]蒋文田逝世后,黄葆年作(祭文》悼之日:“事师如事亲,从友如从兄,爱弟如爱子。……其情谊周挚,譬则生死人而肉白骨也。”[20]此确实为蒋文田为人的真实写照。
    《归群宝籍目录》著录的蒋文田著述共四种:《龙溪先生文集》二卷、《龙溪先生诗集》一卷、《龙溪先生文钞续编》二卷、《龙溪先生诗钞续编》一卷。现存行世的则是题为《龙溪先生文钞》和《龙溪先生诗钞》两种。虽然篇幅均不多,但对于研究太谷学派三传的道统传承、归群草堂内部的学人关系以及蒋文田的主要思想等问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其他传人的遗书资料所无法替代。兹分别详论如下:
    《龙溪先生文钞》二卷,凡三十五篇。卷一:致黄葆年、谢逢源、朱玉川、高辛仲、毛实君、赵明湖、达紫成、杨蔚霞诸人书信十八篇;卷二:致钱希范、达听湘、葛仲修、李祖峰、罗达衡等人书信十二篇,序文两篇、祭文两篇、《修义塚启》一篇。通读全书,可据以考论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太谷学派三传的谱系问题
    先师刘蕙孙教授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发表的《张石琴与太谷学派》一文,曾对太谷学派前三传的道统传承作了如下的描述:周太谷创立太谷学派,“太谷投,石琴继之,讲学山东,黄崖难作,门弟子俱殉;龙川乃起线道统,开讲舍大江南北,是为一传。”[21]即认为太谷之后,学派分为南北二宗。张积中(石琴)为北宗传人,李龙川(光听)为南宗传人。黄崖难后,北宗无继人,“龙川晚年,使蒋子明记名为石琴弟子,讲学江北,以存黄崖道统。”[22]龙川没,“南宗无继人” [23]直至光绪二十八年(l902年),黄葆年自山东致仕南归,与蒋文田创立归群草堂于苏州,合南北二宗,并为山长,是为学派三传。一九六二年,先师又撰《周太谷的思想及其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文,进而提出:“光绪二十八年(l902年),黄葆年先生自山东解组南归,同门弟子因黄先生学境冠诸同学,龙川《赠黄生限朋》诗亦有:‘可能他日为吾舌,不愧天生黄限朋’的话,遂共推黄先生继承龙川道统为南宗,并迎蒋文田先生于江北合开讲舍于苏州薪门内十全街。’[24]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论及太谷学派道统传承时,均沿用此说。如严薇青、陈辽诸先生。只王学钧先生,根据新而世的《龙川夫子年谱》等学派遗书资料,对传统的“刘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如果沿用这种说法,就会与太谷学派内部的承传规范和思想相矛盾。”[25]并指出“太谷学派遵循‘命由师传’的规范,即后任学派山长必由先师指定,方成法定传人。这与禅宗颇为相似,虽然没有‘衣钵’为凭证。因此与‘共推’之说实在相距很远。”[26]其结论是:周太谷“传张积中为北宗、李龙川为南宗。李龙川传黄葆年和蒋文田。其中,是黄葆年而非蒋文田以法定传人的身份曾‘承嗣北宗’,完成太谷学派南北弟子的联合,同归于归群草堂。”[27]这种观点的提出,其主要意义在于改写了太谷学派之传的道统谱系,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马西沙、韩秉方先生所撰的成中国民间宗教史》有关章节,即是采用此说。
    笔者则以为,王学钧先生之说,亦有值得商榷之处。《龙川夫子年谱》载龙川遗命日:“数定锡朋明年当赴山左,承嗣北宗。”只是证明李龙川生前曾希望黄葆年能赴山东“承嗣北宗”,而实际上,后来黄葆年是否真正得到了北宗弟子的认可,以“北宗法定传人”的身份去完成学派的南北合宗大业呢?或是仅以一位南宗传人的身份与北宗弟子联络协商南北合宗的事宜?
    目前业已考明,黄崖难后,幸免于难的北宗孑遗,尚有吴慕渠、朱玉川、朱莲峰、张春崖、赵鸣岐、赵伯言、虞季升等,其中吴慕渠逝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玉川则成了北宗孑遗的自然领袖。在后来的南北合宗过程中,正由于朱玉川、朱莲峰兄弟二人的极力配合才得以实现。其他如张春崖、赵鸣岐、赵伯言等人态度则比较暖昧,虞季升则明确持不同意见,主张要维系北宗的独立道统。如果黄葆年已真正“承嗣北宗”,得到了黄崖孑遗的共同认可,那就不会有朱玉川《致虞季升书》中的: “南之合于北,概可见矣。……南之合于北又可见矣。南既合于北,北独不思求合于南乎?”[28]这些话了。因此,北宗学者把黄葆年与蒋文田同样看作是南宗的代表,在南北合宗的过程中,虞季升始终“以不忘师与亲”。[29]与朱玉川相勉。而南宗学者亦多次称朱玉川等人“不愧为黄崖学者。”[30]诸此可证,在归群草堂建立之前,北宗尚是自成道统,并没有承认黄葆年是“承嗣北宗”的法定传人,而南宗学人在事实上亦承认了北宗道统的独立性。
    至于刘蕙孙教授所提出的蒋文田“记名为石琴弟子”、“以存黄崖道统”之说,在现存的学派遗书资料中尚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是,从刘鹊《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中所说的“黄山之南蒋山北”来看,当时确实有着“黄南蒋北”的说法。因为刘鹦也是李龙川的高足之一,又亲自参加了学派南北合宗的“愚园雅集”,所云绝非毫无根据。估计蒋文田北宗之说的由来,应当是相对于黄、蒋在江南、江北讲学而言。归群草堂成立后,黄葆年与蒋文田共掌教席,以黄为主,以蒋为辅,已成定论。  但是,这种格局的确定,刘蕙孙教授认为是“共推”产生的,而王学钧先生则认为“与‘共推’之说实在相距很远。”当为李龙川“生前指定”。“王说”的主要依据是李龙川的“遗命”及《赠黄生爆朋》诗等。
    若仔细考察《龙川夫子年谱》所载的龙川“遗命”还可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如该谱载:龙川晚年,“在海陵,尝曰:‘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则讲学益明’。又口:‘子明好学,可为教授也。石溪通变,可使四方也。”,又载:龙川曰:“吾昨梦锡朋著紧衣,予一钵,怀之,不得。建安衣宽博,钵入怀,即坠地。石溪手一钵而无衣。异哉!”很明显,事实上李龙川并不是指定黄为主、以蒋为辅来作为他的法定传人,而是希望陈、黄、蒋、谢四人,根据各人的特长,分工不同,承继衣钵。并似乎预言,黄葆年“承嗣北宗”,未能如愿;陈建安在承袭衣钵后,即有变故。陈氏果真在龙川去世后一年病故。石溪即谢逢源(详见拙文《<归群词丛>考略》)。陈建安(?一1886年),名士毅,泰州人。同治二年(19863年)与蒋文田一起拜从龙川,很受龙川先生的器重。据《龙川夫子年谱》所载得知,龙川晚年儿次游上海等地,均以建安为首席弟子,率而同往,随侍左右。又命其外出传道,联络学人。建安为人,则“郭厚周慎、博而能容、慷慨好义、贫而能施。”[31]故与黄葆年、蒋文田等人,均为性命之交。因而龙川晚年才有“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之说。龙川病重时,“惟建安、逢源,长孙泰阶,拱拴诸人侍侧,余人见必怒。”[32]足见其在龙川门下之地位。
    上述这些有关太谷学派三传道统传承的关键性问题,均可在《龙溪先生文钞》中,得以印证。例如:其一,蒋文田《寄黄锡朋书(一)》曰:“……吾兄向有翱翔之志,今果然矣。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株守一隅,穷年兀兀。……遥想夫子大人,德辉所至,万物焕彩。若建安、石溪诸君子,逍遥容与,披佛春风。……伏惟吾兄处游侠之窘,登欢喜之地,新霜旧雨,乐而忘归。所愿努力自爱,珍重万千。若虚若无,犯而不校,既遂飘蓬之愿,无厌负薪之劳。”将黄葆年、陈建安、谢石溪与自己等四位并提,可印证龙川先生对此四位承继衣钵者之遗命。并希望黄葆年不要为“区区荣名”所累,要以肩负学派未竟事业为重。
    其二,蒋文田《寄黄锡朋书(二)》云:“建安忽然大去,……悲夫!去年山岳崩颓,今岁干城损坏。……弟倚兄与建安,如左右手。今则吾兄既飘蓬远引,信息久疏,而建安又复永别。令弟孑然一身,失所依倚,进退无拒,惶惑万端。……当此之际,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推同人之意,无不有所仰望于吾兄。吾兄才力胜弟等千倍万倍,负薪之言,言犹在耳。……皇天无亲,惟德是浦。天不妄授,道必归贤。”《祭陈建安文》则云:“……昊天不吊,丧我哲人。群婴失乳,坳无所因。二三子所以忍死须臾,恃以为守先待后者,非以有公在耶?·…自今以往,准为吾师继未竟之志者乎?准为吾师述未竟之事者乎?九原之下,既不可作其存者,或以老,或以病,或以事游于四方,而归其故里,而公复不幸死矣!南中领袖,何所依归?四方君子之来于斯者,何所瞻仰?后生小子欲有志于斯道者,又将何所适从?”《寄黄锡朋书(四)》又曰:“拜别以来,静坐舟中,寂寞寡欢,夜不成寐,喜惧充切。喜则喜夫羽翼已成,因缘之已合。吾兄继志述事,以负薪而兼析薪之业。……日之事,兄主之,弟辅之,无可疑也。”综上推知:陈建安于龙川段后一年去世。在此期间,黄葆年为官山东,谢逢源老归故里,蒋文田则自称“株守一隅”。而只有陈建安在去世之前,“守先待后”,继续维系着龙川弟子的道统,“继未竟之志”,“述未竟之事”,成了实际上的南宗领袖。陈建安去世之后,蒋文田等认为黄葆年学境冠诸同学,且根据龙川之遗命,遵循“天不妄授,道必归贤”的原则,“推同人之意”,推举黄葆年主持承继道统,自己则辅之,终于确认了以黄为主,以蒋为辅的格局。所以,到了归群草堂建成时,才会有“今日之事,兄主之,弟辅之,无可疑也”之说。如果李龙川生前已法定其传人“以黄为主,以蒋为辅”,那么就无法理解上引蒋文田《寄黄锡朋》诸书中所说的“天不妄授,道必归贤”、“推同人之意”以及《祭陈建安文》中“南中领袖,何所依归?四方君子之来于斯者,何所瞻仰?后生小子欲有志于斯道者,又将何所适从?”诸语了。只因陈建安早逝,在后来的学派活动中无法发挥作用,故很容易被外人忽略和遗忘。
    先师刘蕙孙教授当时提出“共推”之说,《龙溪先生文钞》等尚未而世,其主要根据家中故老亲友所闻见,的确没有文字资料的根据。今则可从上述所引的文献记载得以印证矣。
    总之,从现存的太谷学派遗书资料推论,学派前三传的道统谱系为:周太谷传张积中为北宗,李光听为南宗。黄崖难后,北宗孑遗朱玉川等仍维系着北宗的道统。龙川南宗传陈建安、黄葆年、蒋文田、谢逢源,陈建安逝世前,是南宗的实际领袖,黄葆年则遵师命,赴山东“承嗣北宗”,但并未得到北宗孑遗的一致认可。陈建安去世后,谢逢源老归故里。蒋文田等人则根据龙川先生的遗愿和黄葆年的才学,共推黄葆年为主,蒋文田为辅,并均以南宗传人的身份与北宗朱玉川等人联络商讨,共同完成了学派南北合宗大业,“牧马归群”,成立归群草堂。
    第二,归群草堂建立前后的学派内部关系问题
    归群草堂建立前后的学派内部关系,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近年来,陈辽、王学钧诸先生注意到了黄葆年与刘鹊的思想分岐及其矛盾,但对于黄葆年与其他同人间的隔阂,则未见有人叙及。《龙溪先生文钞》中的有关文章则比较委婉地谈到了此类的问题。为已而世的太谷学派遗书资料所仅有。例如:蒋文田《寄黄锡朋书(三)》日: “弟亦有千言万语,不能已于言者,萦绕于胸中久矣。……是以纵有所言,至而晤时,则又神倾气夺而默无一言也。……以兄之为人也,心明而气强,眼光太利而辨才无碍。心明则易有自是之见,气强则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眼光太利,则燃犀照人而使人无所容。辨才无碍,则足以拒谏饰非,强人从我,而为人之所不能争。……则高明之累也。弟所欲言者,纸墨万万不能尽。而除弟之外,亦无一人肯为兄言者。夫一尘翁目,不能见泰山之形也;一黍塞耳,不能闻雷霆之声也。人情见远而蔽近。苟非真能知非,则居高驭下,虽有求言之心,而威严所及,下情心塑于上闻,而直言不闻于耳。所与共事者,奔走承顺之人而已,甚则谗馅面馅之人而已。可不惧哉?可不戒哉?”《寄黄锡朋书(四)》又云:“弟亦有为吾兄惧者。吾兄固已去其官矣,然无位之尊,尊于有位。况昔者尚有上官之责备,小民之怨咨,吏书文法之限制,而今皆无之。此不可不惧也。……然尚有可疑者,官气未脱而习俗易移。故昔日之衙门,固无异于学堂也;而今日之学堂,尚有似乎衙门也。弟不能无惧也。……忧患所迫,且不敢以损友终耳。”诸此道出了久积于胸中,为众人所不敢和不愿言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在归群草堂开学之初,黄葆年官场旧气未脱,骄矜之气尚存,故为一些学派同人所不满。黄葆年后来也承认“呜呼!皆矜之为也,年之受害也深且久矣。”[33]
    又如:蒋文田<寄高辛仲书》云“惜乎!吾兄之不与也。吾兄赋气甚清,而有伤寒之苦;立心甚直,而失温养之宜。锡翁之于吾兄,爱之殷,故望之初;望之切,故责之周。其言虽若有所过当,而其相爱之情,缠绵固结,甚则不为谈笑之道,而为垂涕泣之词者。”所谓“吾兄之不与也”,是指高辛仲不去参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黄葆年在山东泗水县署主持的太谷学派“第二花朝蝴蝶会”。其原因则是黄葆年对高辛仲的过分责问,而引起了高的不满和不服。事后,蒋文田虽曾极力调解规勉,但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永康之游”和二十八年(1902年)的“愚园雅集”这两次南北合宗前的最大聚会活动,高辛仲仍然均未参加,估计还是心有芥蒂。
    第三,反映了蒋文田的主要思想
    蒋文田没有留下什么系统性的论著,其主要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他与毛实君及原龙溪草堂弟子杨蔚霞、钱希范、李祖峰、罗达衡等人的书信中。由于系书信的形式,故娓娓道出,提纲掣领,通俗易懂。如《复毛实君书》曰:“孔颜之乐,吟风弄月之乐也。欲知吟风弄月之乐,莫先于移情。欲知移情之法,莫善于学诗。此固侏洒之雅言,而尤峻恫之至教也。……故师门以志为人路,气为天路。明夫此,则达天之方也。谓合德曰性,分道曰情。明夫此,则移情之术也。先师待问数十年,惟以学《诗》为宗,移情为要,换气为先。不知者,以为老生之常谈,又焉知切己之学,莫切于此。岂特为下手之方而已乎。”《与杨蔚霞书(二)》亦云:“学者无他,变化气质而已,……曰:欲达天德者,舍气而无由。”均高度地概括李龙川以移情养性、气质变化之说,与黄葆年力倡《诗》教以进德修身的思想完全相同,这也就是代表了太谷学派三传思想的发展特点。
    又如:《与杨蔚霞书(一)》云:“先师指出‘心息相依、转识成智’八字,实为彻上彻下之道。苟能从心悟人之,从身发挥,则《大学》之格物,《中庸》之率性,《论语》之依仁,(孟子》之集义,皆可一以贯之。宋儒之主敬存诚,不外乎此。明儒之致良知,亦不外乎。下学上达,知我其天,是在深造者之自得而已。若夫读书之道,抵在能爱取譬,固不可随语生解,亦不可妄为附会。”《与杨蔚霞书(四)》又说:“盖心息相依,斯为格物。转识成智,即是致知,先圣说法,数十年未尝须臾离此。明乎此,则可以移情,可以率性,即可以培风,而其拈花一笑也不难矣。”所反复强调的都是太谷学派修身养性的关键之处,使人能一目了然。他在《与罗达衡书》中又谈到了对“心息相依”的具体体验说:“若能心求息,心缘息而能存。以息含心,息得心而有养。其始也,见心而不见息;其终也,见息而不见心。至于心息两忘,依而不依,不依而依,自有怡然涣然之一候。下学在是,上达亦在是。”形象而又具体,据此而行之,即有潜移默化之功。
    《龙溪先生诗钞》一卷,自《詠怀四首》至《观剧演小放牛作》,凡一百十余首,大都抒情遣兴之作。其诗风,刘蕙孙教授评之曰:“率皆信手拈来,无意为之,但无人而自得。不矜才,不使气,冲淡自在,情溢于言表。读其诗文,即可想见龙溪先生的圣贤襟抱。”[34]如《七月十三日对月吟》云“月华如水澹秋波,秋露盈盈夜气多。一片秋心寻不著,揽衣开户看秋河。”《丁亥暮春扬州旅次梦中得明日携家住翠微句醒而足成之》云:“草长平湖莺乱飞,邢江春尽雨霏霏。贪看山色不归去,明日携家住翠微”等等,均有洗尽铅华,天然自成的感觉和意韵。
    另外,该诗集基本上是依年代先后顺序编排:其中可依据以考知蒋文田的部分生平事迹外,亦可稽考部分学派重要之史迹。如《舟过宿迁流民满道岁已暮雪将繁回顾怅然得绝句二首》之二“题序”曰:“海岛巷继镰堂,旧有樱花两株……”可知周太谷在扬州海岛巷传道讲学时,其室名为“继镰堂”。学派渊源所自,不言而喻矣。
    上述行世的蒋田著述外,刘德隆先生珍藏的《峻恫遗墨》中尚有部分蒋文田的家书。据其所撰《太谷学人蒋文田家书浅析》[35]一文披露的三封家书来看,的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6]愿这些珍贵的太谷学派遗逸丛残,均能早日刊行,以飨同好,喜惠士林,只有这样,才能使太谷学派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的拓展与深人。
 
    【注释
    [1]刘鹦:《致黄葆年》,转引自刘德隆等编《刘鹦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王学钧《‘二巳传道’考辨—刘鹦与太谷学派关系论考之一》,《明清小说研究》1900)年3、4合期。
    [3]文载《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
    [4]陈辽:《周太谷评传》附录三《蒋文田评传》,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5]蒋文田:《龙溪先生诗钞·除夕醉后示诸子有序》。
    [6][7]同上《咏怀四首(丁卯)》。
    [8]李光折:《群玉山房诗钞》。
    [9][10][11][12]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
    [13]蒋文田:《龙溪先生诗钞·塞上曲》。
    [14]同上《登泰山作即赠黄锡朋》。
    [15]同上《辛卯自朝城之京师留别黄锡朋》。
    [16]蒋文田:《龙溪先生文钞》卷二《壬辰武阳七夕会诗序》。
    [17]黄葆年:《归群草堂诗集》卷二。
    [18]蒋文田:《龙溪先生文钞》卷二。
    [19]朱玉川:《养蒙堂遗集》卷二《致虞季升书》。
    [20]黄葆年:《黄氏遗书》卷八。
    [21][22][22]文载《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
    [24]原文为一九六二年福建师范学院油印本。
    [25][26][27]王学钧:《刘鹊<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刘鹦与太谷学派之关系》,《文献》1990年第3期。
    [28]朱玉川:《养蒙堂遗集》卷二。
    [29]同上《复虞季升书》。
    [30]蒋文田:《龙溪先生文钞》卷一《再复朱玉川书》。
    [31]蒋文田:《龙溪先生文钞》卷二《祭陈建安文》。
    [32]同[9]。
    [33]黄葆年:《黄氏遗书》卷六。
    [34]刘蕙孙:《太谷学派遗书补集》,《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2、3合期。
    [35]文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36]其中第一号家信,已摘录发表于刘德隆等编《刘鹦及老残游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