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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水土:泰州儒学的酵母
新闻来源:时间:2013-11-05 22:38:31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特殊水土:泰州儒学的酵母
张树俊

 
    中国儒学起源于春秋时期,汉朝武帝起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然而,中国的儒学思想虽然具有普适性,但其发展与诠释则受区域文化思想的发展影响。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都有一定的区域个性,每个社会或区域都以自己特有的生产、劳动活动,以适应各自环境,因而在这种相对独立的开发和适应进程中,也就形成了各自类型不同的区域文化。儒学的发展与诠释也是这样,一方面,随着历史变迁、时代发展,儒学的形式、内容和社会功能会随之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思想家们生活的区域地理环境、思想认识以及接受的社会影响不同,所以儒学的发展与诠释也就打上了区域烙印。泰州儒学带有很强的区域特色,其产生、发展都与泰州这一特定的区域环境有关。为此可以这样断言:各个地区的儒学思想传播及其发展都包含着一定的本土因素。
    哲人们说过,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翻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发展史,你会发现,远古时代中国有水的地方,都在共同地孕育着古老的文明。古时的泰州乃是黄海、淮河、长江三水交汇之地。江、淮、海三水在这里汇聚,清、浑、咸三味在这里交融。泰州人祖祖辈辈跟水打交道,水的影响也为泰州儒学注入了特殊的味道。泰州古称海陵,有“以其地傍海而高”之谓。泰州因海而陵,因陵而泰,因泰而州,大海是泰州生长的自然元素。陈社先生曾在《水的泰州》一文中这样说:“泰州这片土地,原本在海洋之中,能长成今天这个模样,先得感谢大海母亲的孕育。”泰州原为长江口与黄海交汇处的一片陆地。约八千年前,古长江口在镇江与扬州之间,泰州这一带是一片茫茫海域。因长江每年携带四亿多吨泥沙入海,入海口流速减慢,加之受海潮顶托,泥沙不断沉淀,先后在浅滩处出现墩、沙洲,逐步在长江北岸今泰州与海安一线形成一条长达数十公里的沙嘴。又过了一千多年,泰州这一带成为一块四面环水的陆地。泰州的先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淮河以南的岸外沙堤与长江北岸的沙岸合拢,把今高宝湖及其以东地区原来的大海湾封闭成一个与外海隔开的泻湖。长年累月,大量泥沙在原来的海积层上堆积,泻湖被分割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有些湖泊后来变成沼泽,有些沼泽后来又变为陆地。几番海水进退,几番沧海桑田之变,终成泰州一块宝地。
    三水激荡不但激荡出悠久的泰州历史,也激荡出泰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泰州儒文化。泰州人一边从黄海、长江、淮河获得丰富的特产资源,一边又从黄海、长江、淮河获得了无穷的智慧与力量。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深。大海有容纳百川之势和包容一切之胸;淮水细腻、温柔,长江奔腾、勇猛。黄海、长江、淮河三水为泰州儒学那种兼容并蓄与开放创新的品格奠定了自然基础。比如,历史上的泰州,思想家们倡导儒释道兼容并包,三教合一。影响海内外的泰州学派,就是一个“杂学”学派,其创始人王艮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他虽然以学习儒学为主,但也学习其它理论,极具兼容并包的学者风度,他的诸多弟子也都继承了其“杂学”思想,其次子王襞在传承他的“百姓日用是道”思想的同时,更是钟情于佛道。还有如太谷学派的黄葆年、蒋文田等,积极继承明代李兆恩“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倡导“心息相依,始为大成”的思想,其传道方式也是儒、释、道形式的综合体现。在创新方面,泰州儒者们更是体现出一往无前的“大江”风度。从北宋胡瑗倡宋代义理易学之先声、开分斋教学之先河,到泰州学派讲以身为本、百姓日用是道,到黄保年讲圣功儒学,无不反映了泰州儒学不囿传统、勇于创新的特点,而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泰州这一特殊区域的环境影响。
    有关研究指出,文化传统往往是在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中形成的。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从历史维度看,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积淀;从地域维度看,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而构成的产物。交流越频繁,相互补益就越大,文化的活力也就愈强。泰州儒学也是在其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接纳兼容而成的。
    泰州儒学与泰州区位特点不无关系。泰州处于吴越文化、楚汉文化的交汇点。由于吴越同族,所以人们习惯称泰州这个地方为吴头楚尾之地。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泰州西周时属邗国,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灭邗,泰州遂属吴。周元王三年越并吴,泰州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又灭越,泰州又属楚。可见,古时的泰州是时属吴、时属楚的,所以泰州的儒文化吴楚文化兼有。事实上泰州人的崇儒重教、聪颖巧智都与吴文化有关。楚文化的区域范围很大。这里我们所说的楚文化主要是指楚汉文化。楚汉文化以项羽西楚王国和西汉帝国巍巍雄风为地域文化的标志,泛指江苏徐州、淮阴、宿迁以及连云港、盐城直至长江北岸的部分地区。楚文化所具有的自强不息、追新逐奇、开拓创新、兼收并蓄的特点,也对泰州儒学以深刻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吴文化,还是楚文化,都是泰州儒学发展的文化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泰州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个多次接纳外地人口迁移的社会变迁和积淀过程。客观地说,泰州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由于历史上的泰州,东临大海,南靠长江,北接淮河,所以泰州具有接纳外迁人口之优势。泰州的外迁人口主要有三块:一是中原人口南进,二是江南人口北移,三是上江人口沿江而下。中原人口南进主要是宋室南渡和元末战乱,使得一批批北方人口南迁。北人来泰为泰州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江南人口北移一方面是由于迁移便利。泰州与江南一江之隔,江南一遇战乱,便有很多人渡江避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洪武赶散”迫使大量苏州人迁居泰州,使得泰州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南人北迁,加大了吴文化对泰州的影响。尤其是江南学校、书院兴盛,所以南人北迁对泰州崇儒重教风气的形成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江南那种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的特点,也给泰州人以深刻的影响。此外,泰州属于最下江,因而具有容纳上江之优势。上江人连续不断的逐水而迁,也使泰州人口不断增加,同时也丰富了泰州文化的内涵。
    总的来说,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变迁,使泰州始终处于动态交流和不断的发展状态,提高了泰州文化的开放整合性程度,也为泰州儒学注入了更多的新内容。事实上,泰州文化是一种超泰州地域、融汇多种地域文化的复合性文化,它促使泰州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在累积、在丰富、在提升,进而使泰州成为极具特色的儒学区域。吴楚文化夹击以及多方人口移入,一方面使泰州儒学更具包容与创新的特征,也使泰州儒学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谐特征和思辨成分。从和谐的角度来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必须相互包涵,和平共处;从思辨角度来说,思考问题就必须进行换位思考和辨证思考。应该说,在泰州儒学理论中,其思辨成分是较为浓厚的。胡瑗的辩证思想就很突出。比如,他既强调以“柔”治国,但他也反对过柔过顺。在他看来,柔弱不能自立,既不能治身,也不能治国,所以他主张刚柔互济,恩威兼用。胡瑗这些思想是辩证的,也是“和谐”的。在泰州学派中思辨思想也很明显,如王艮等人既积极倡导传统儒家精神,又与传统理论作斗争。当然,他的“斗争”也是有“见险而能知止”策略的,他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只是采用了建议、批评等方法,并没有什么直接对抗。显然,王艮这种策略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辨证思考,所以泰州学派能够存活七十六年之久,而没有遭到多少人的攻击,甚至官府也不为难他。泰州儒学这些思辨特征应该说与泰州吴头楚尾的区位及人口迁移影响有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