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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与“淮南三王”
新闻来源:时间:2013-10-15 21:12:25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泰州学派与“淮南三王”
张树俊

 
    明代哲学在泰州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泰州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明中叶风靡一时的王学在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去世后,产生了激烈的变化,分化为许多门派,各门派的学术观点各有不同,有的以因袭王学保守的一面流于空疏,而泰州学派则发展了王学的积极因素,把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向积极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
    泰州学派诞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消亡于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1602-1604),前后持续七十六年左右。泰州学派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虽然明代后期社会紊乱,但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已到了相当的程度。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社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科学技术得到了发展。其时,江南、东南沿海等地区逐步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长江以北、淮河流域一批各具经济特色的城市也已初步形成。特别是王艮生活和活动的江、浙、赣地区,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家庭手工业也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独立手工业也日见增多,并出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向。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诸如越来越多的商店、作坊,商会、行会,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文学艺术团体,在乡约乡规的基础上产生的社群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团体,以及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或具有一定经济、社会目的的团体等等。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产生与发展,说明崭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快速增长。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化强烈震撼着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增长和市民阶层的出现,以及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新的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由陈献章开其端,王阳明总其成的心学,在思想上逐步取代程朱理学居于主要地位。泰州学派的学者们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其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不断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思考,进而成为社会一股独特的思想力量。
    泰州学派是一个遍布全国的大学派。泰州学派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小学派,在它的后继发展中,从一个地方、区域,逐步扩大到全国。诚如清末袁承业在编订《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言中所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这说明泰州学派的传播地区和对象十分广泛,并非限于某一地区的地方性学派。据记载,泰州学派弟子除江苏外,遍布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四川、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当然,主要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与赣水流域的商品经济发达区域为主。
    泰州学派是一个极具启蒙性质的学派。嘉靖、万历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社会风尚的变迁,思想领域也起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程朱理学已显陈腐僵化,逐渐失去笼络和控制思想界的力量。生动活泼、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王学,冲破了朱学的思想禁锢。应当说,王学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的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和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料。出自王学之门的王艮一方面继承了王守仁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改造、发展了王学的思想,创立了以他为首,后经颜均、何心隐的发展,至李贽而至顶峰的独立的“异端”学派——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学派。泰州学派背离传统,勇往直前,独树一帜,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评论所说的:“诸公欲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反映了他们冲决封建礼教网罗,“赤手缚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者”和“异端”风格。事实上,泰州学派虽然受到阳明心学的深刻影响,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派更有自己的学术特色。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自然为宗”,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身为本、百姓日用是道、各遂人欲、率性而行以及社会平等等一系列反映时代需求,重视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人性解放的一门新的思想主张。王艮的这些思想与百姓生活较为贴近,这就在发扬光大王学思想的同时,另辟蹊径,从“百姓日用”之中寻找到了“道”的立足点。这也是它不同于王学的关键所在。
    泰州学派的思想冲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有着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和发展自由经济的要求,特别是他们以“身本”为核心内容,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学术思潮极具启蒙特色,因而泰州学派也被认为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哲学学派。泰州学派的启蒙思想对明中晚期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泰州学派启蒙思想影响下,明代晚期掀起了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如,晚明文学代表作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泰州学派性情理论的濡染,他们将传统的理欲关系颠倒过来,正面歌颂自然情欲;他们以创新求变的文学创作精神,以情为作品核心的文学创作,都直接受到了泰州学派启蒙思想的影响。泰州学派的思想对“五四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泰州学派的人欲合理、以身为本、积极用世以及“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等思想,都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这种理性自觉精神的反映。
    泰州学派“儒”气很重,他们大多数人对孔子都十分崇拜。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然而,泰州学派又是一个平民哲学学派。泰州学派中有不少人是出身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周游四方,到处讲学,听讲的有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健将,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泰州学派的最大贡献,是将儒学从经生文士之学变成“愚夫愚妇与之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学”,即成为平民儒学。泰州学派是真正的古代平民教育传统的继承者。在泰州学派以后,中国出现了文化下移现象,通俗文学也走上了大雅之堂。同时,泰州学派的思想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符合人民的需要。
    王艮,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十六日,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八日。王艮的先祖王伯寿原籍为山西太原郡姬姓王氏,属王千三一支,该支经历了从太原至山东琅玡的迁徙,元代迁至徽州(安徽)祁门历溪村,后又迁至润州苦竹里,再迁至苏州,居阊门外王家庄。洪武七年(1374)冬十一月,王伯寿携老大国祥、老二国瑞、老三国祯由苏州自徙于泰州。后国祥、国祯定居安丰为灶户,以烧盐为生,国瑞分居姜堰为民户,以行医为业,为王栋五世祖。王艮是国祥之五代孙,王守庵第二子。
    王艮从小就非常聪明,七岁受书乡塾,十一岁时辍学帮助父兄操持家务,并参加烧盐劳动。十九岁起常常随父外出从事经商活动。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王艮二十五岁在山东拜谒孔子等诸庙时,“奋然有任道之志”。自此天天诵读《孝经》、《论语》、《大学》,时间久了日渐精熟,便能“信口谈解”。
    正德十五年(1320),王艮三十八岁时,从吉安籍塾师黄文刚处了解到王阳明的学说,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不远千里,趋舟赴南昌向江西巡抚王阳明求教。王艮就学于王阳明大致八年时间,在此期间,王艮除尊师好学,“侍朝夕”于老师外,坚持学术研究。嘉靖八年(1529),王阳明去世,王艮“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此后便定居于安丰场,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也开启了泰州学派创立的新时代。
    王艮是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平民哲学家、启蒙教育家。他一方面承继了王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王艮虽师承王守仁,但又“时时不满师说”。王艮率性而为,不守陈规,不迷信师尊,以自己的“心悟”,突破了前人理论的限制,尤其在“王学”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迈出了一步。
    王艮把讲学视为兴起人才、觉悟民众之大任,一心专系于讲学。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悉心讲学。从嘉靖六年至十九年,王艮在安丰讲学达十三年之久,从不懈怠。
    嘉靖十八年(1539),五十七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次年冬,王艮病情加重,到了弥留之际,他对次子王襞(王艮共有五子。长子王衣、二子王襞、三子王褆、四子王補、五子王裕)说:“汝知学,吾复何忧!”希望他把泰州学派延续下去。王艮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除语录外,还著有《格物要旨》、《复初说》、《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明哲保身论》、《勉仁方》、《天理良知说》、《均分草荡议》等篇。此外还有一些答问纪要、书信和部分诗文杂著。诗文杂著分尺牍密证、诗附、尺牍论议、补遗三方面内容,放在《遗集》卷二之中。这些作品初由王襞于穆宗隆庆三年(1569)搜集到的王艮《语录》的记录稿就正于宋阳山、聂泉厓、郭一厓、董蓉山等参订编集四册,梓印行世,成为定本,并刻王艮《年谱》行世,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明本”。清时东台人袁承业又加以修定,并以《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梓印,即“清修本”。
泰州学派人物众多,而在泰州学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最能代表泰州学派思想的人物除创始人王艮以外还有两个人,这就是王栋和王襞。他们三个人合称“淮南三王”,也称“淮南王氏三贤”。
    王栋,字隆吉,号一庵,时称“一庵先生”或“一庵子”,王艮的族弟。王栋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正月初一日,卒于万历九年辛巳(1581)正月。王栋乃国瑞五代之孙,七岁时,他的父亲就教他习举子业,并在教他习举子业的同时,也教他一些医述。武宗正德八年(1513),也就是王栋十一岁那年,疫气大炽,他的父亲叫他准备药材,在姜堰镇遍施药物。一天他走到沙村庄,途中遇到一匹烈马乱咬乱踢,王栋伏在地上,到了晚上才得以脱险。回到家里对他父亲说:“今天我差一点被马所伤,把命丢了。”从此,他的父亲不再要他学医,让他一心一意攻读儒学。
    世宗嘉靖五年(1526),王栋二十四岁。这一年王栋习《易经》,补泰州庠生(秀才)。第二年王栋享受到了生活补助。他认为自己虽然是通过科举科目考试而得的秀才,但自己真正要学的还是孔子之学,于是拜王阳明的弟子、泰州知府王瑶湖为老师,学习王瑶湖的“提醒良知”说。接着又同林东城一起拜他的伯兄王艮为师,学习“格物”之学。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栋应岁贡(明、清两代,一般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读书,因称岁贡)初训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县。
    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栋的母亲去世,王栋居家守丧。三年后守丧期满,王栋补山东泰安州训导。隆庆五年(1571),抚院共同推荐王栋为提拔的人选,所以南丰的任职还没有期满,就被调任为深州学正。隆庆六年(1572),王栋正好七十岁退养回乡。回乡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但他悦乐自如,开门授徒。隆庆九年(1581)正月二十六日,王栋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王栋一生怀抱重铸世界之志,广行化育之功,尤其在阐发王门学说的同时,对王艮学说进行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庵学术》说:“心斋先生弟子一庵与东崖及门最久,阐著益大。而一庵为心斋族弟,躬行实践得家学之传,里中至称一庵及阳明、心斋为越中淮南生三王夫子。”王栋不仅阐发王艮学说,还综合王阳明“致良知之学”与王艮的“淮南格物”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论。特别是他的诚意修身论“深潜纯粹”,理论价值极大,所以有人把他与王艮称之为“才德俱佳的难兄难弟”。
    王栋也是将泰州学派思想发扬光大的最为重要的人物。王艮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与王栋的努力宣传是分不开的。王栋以讲学为重,注重乡村教育,并把教育与讲会相结合起来,使讲会成为既是学者会聚的场所,又是书院以外的新的教育形式,这是王栋对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
    王栋的著述除《会语》、《会语正续》、《会语续集》外,还有“会学十规”,“一庵会语”、《易说》、《祠堂记事》等书(均已散佚),以及一些诗歌。另有《诚意问答》收录于《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清袁承业修定时,将其《年谱纪略》列于卷首。其《会语》《会语正集》、《会语续集》、《论学杂吟》、《诗文续集》,及部分补遗作品,以《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附于《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之中。
    王襞,字宗顺,号东厓,暮年别号天南逸叟,王艮的次子和得力助手。王襞生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辛末(1515)十一月廿六日辰时。在王艮的五子中学业最显者当数王襞。
    王襞九岁开始跟从父亲到浙江绍兴的会稽从学于王阳明。十四岁时王襞已经精通音律,善于弹奏。世宗嘉靖八年(1529)回到安丰老家议婚。由于王襞天资聪睿,一些有识之士都很看重他,希望他以科举致仕。他的父亲止之,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王襞结婚不到半年又到王阳明府上学习去了,这一学又是八年。
    在王阳明府内,王阳明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又叫王襞师事王畿(龙溪)、钱德洪(绪山),“就正所学”。王襞在会稽学习时,接触的都是“巨儒硕士”,所以“东厓之学,实兼受心斋、龙溪之影响”。王阳明去世后,王襞回到家里从学于父亲。
    王艮去世后,他遵从父嘱“不事举子业”,也不为官,“毅然以师道自任”,开门授徒。王襞开讲后,名声渐大,拜王襞为师的人很多。除讲学、办讲会之外,王襞还创立宗会,目的是通过宗会“以联一家和睦之亲”,通过宗会宣传宗族道德规范。老年以后,王襞的精力主要放在善言善事上,并亲自阐著推广充拓家学,勉其后代子孙“克绍家学”。
    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十一日,王襞终因患病而辞世。临终前,他定气养神,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只有讲学一事托付给你们。”又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只要记住亲君子,远小人,一生受用不尽。”少顷瞑目歛容以逝。王襞逝世后,葬于场东新茔,享年七十七岁。当年配享王艮东淘精舍祠,并列入乡贤。
    王襞的弟子很多,据袁承业编《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初步统计,王襞弟子主要共一百一十六人,分布广泛,其中江苏五十六人:泰州四十四人,扬州五人,盐城三人,常州一人,镇江一人,南通如皋二人。福建四人。江西三人。湖北二人。安徽一人。四川一人。未详地域四十九人。泰州督学耿定向推崇王襞说:“心斋无东厓不成其圣。”焦竑在《王东厓先生遗集》作《序》中说:“余观两湖自得之味深,东厓弘道之力大。今东南人传王氏之书,家有安丰之学,非东厓羽翼而充拓之,何以至此?故两氏之家法相为兢爽而泰州为尤著,非偶然也。”显然,王襞是光扬家学最为关键的人物,在延续、发展泰州学派思想命脉方面,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王襞对家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王艮的著述进行了精心的整理。王艮逝世后,其学术文章几乎湮没不传,为了继承和传播“淮南”学脉,王襞与他的弟兄们以及王艮生前的高足弟子等辑成王艮《年谱》校雠付印。后由于流行于世的《王艮语录》“尚纷错未就裁定”,于是王襞搜集到王艮《语录》的记录稿,亲笔手录,特地到江西豫章(南昌)就正于宋阳山、聂泉厓、郭一厓、董蓉山,参订编集四册,梓印行世,成为定本,并刻王艮《年谱》行世。
    王襞还对王艮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充拓。他在整理王艮著作和研究王艮思想的过程中,对王艮的自然良知观、格物修身观、乐学自学观等方面作了不少极有价值的阐述、概括和拓展,这对发展王艮学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襞的著述由林讷和侄孙王元鼎搜集遗稿编辑成《王东厓先生遗集》,该《遗集》由焦竑作序,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行。清末民初东台袁承业按原刻本重新编校排印,共二卷。第一卷包括《语录遗略》、《启名公书略》、《文类杂录》;第二卷包括《诗类》、《补遗》、《续补遗》,亦以《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附于《王心斋先生遗集》之后。
    总之,“淮南三王”处于商品经济初步萌芽、社会比较紊乱的明代后期,但由于“淮南三王”有着不同的生活与学习经历,所以他们的思想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泰州学派的思想方向,不仅在当时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明代以后的思想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