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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镜影里的田园海陵
新闻来源:时间:2015-06-08 11:31:48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唐诗镜影里的田园海陵
解立新  周阳阳
 
    唐代的扬州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地处扬州之东的海陵,也有着扬州繁华的余韵,它的地域广阔,东至黄海,南达长江,是典型的滨海临江之城。
    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文献和地方史料中有关唐代海陵的历史记载,却少之又少,只在悠悠历史长河里泛起了几丝涟漪。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陆续有铜镜、瓷器、银锭和墓志等泰州唐代文物的出土,让人们对唐代海陵那段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圆仁日记中的海陵
    1100多年前,唐代的海陵大地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翻开号称世界东方三大游记之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里对唐代海陵的很多方面留下了历史的墨迹。这是在日本国僧人圆仁入唐求法9年(838~847)期间写下的一本日记,其文笔简而得当,内容真实可信。
    日记记载,唐开成三年(838年)六月十三日,圆仁一行乘船从日本出发,历经风浪,七月二日从长江口入境,登陆地点为当时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今如东曹埠)。
    登陆后,他们从水路经淮南镇(今平潮)、掘港亭、郭補村(今如东县马塘)、临河仓铺(今丁堰)、如皋镇,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海陵县城(今泰州)。这一路都是海陵当时管辖的范围。
    从登陆到抵达海陵城行程21天,日记所载仅仅两三千字,但却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物民情。
    除看见成队往来的运盐船,圆仁还写道:“十九日,卯时,听鸡声,始有吴竹林,及生栗,小豆角等。”“廿二日,白鹅白鸭,往往多有,人宅相连。”“廿三日,水路之侧,有人养水鸟,追集一处,不令外散。一处所养,数二千有余。竹林无处不有,竹长四丈许为上。”
    据考证,此处的水鸟应指的是民间饲养的麻鸭。原来,唐代的海陵乡村确实是一派“门前自有千竿竹,不教鹅鸭恼比邻”的田园风光,可见唐代海陵的养殖业是多么兴盛。
    有意思的是,圆仁书中曾多次提到蚊虻之害:“十三日,蚊虻甚多,其大如蝇,入夜恼人。”“十八日,入夜多蚊,痛如针刺。”因为古代生活环境杂乱,圆仁一行到达海陵的时候又正值梅雨季节,故而蚊虻极多,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求法的艰辛。
    日记还写道:二十三日破晓时分,太阳刚刚露脸,圆仁一行出发乘船西行,清晨的空气有些微微凉意,河面清波荡漾,几头水牛在河边牵引着船只缓缓前行。当地人说,这里离海陵县城二十里,你们放心去吧。
    航行了几个小时,圆仁站在船头看见前方有一座高塔,接天连云非常雄伟,随行的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海陵西池寺的九层土塔。前行不久,来到海陵县城的东头,县里七名官员在这里等候,一起乘船到了南江。海陵县令等官员在西池寺南江桥前欢迎他们,城里许多百姓听说有外国人来了,都十分稀奇,争先恐后前来看热闹。
    圆仁一行下船后,就住在西池寺,或许还逛了逛县城。第二天,圆仁一行和西池寺僧人及县里官员告别后,就乘船前往扬州,距今一千二百年前的海陵城离他们渐渐远去。
    短短的两天,在海陵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却打开了一扇中外交流的窗口。
    文献唐诗里的海陵
    唐代,是海陵县发展较快的时期。
    唐初,扬州领海陵、江都、六合、高邮四县,有2万3199户,人口9万4347人。天宝年间,扬州领海陵、江都、六合、高邮、江宁、扬子、天长七县,有7万7150户,人口46万7857人。因缺少文献记载,当时海陵的具体人口数不得而知,就连海陵县长官也很少有记载。仅有文献显示,唐僖宗光启二年(886),高霸时任海陵镇遏使,当时有民5万户,兵3万人。
    唐代的海陵,河湖交错,降水充沛,受地形影响,水灾相对较少。因在海边修筑了常丰堰,海陵东部滨海的盐渍地,不再遭受海潮倒灌,被改造为良田。《旧唐书》载:李承“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此举让海陵成为唐代重要的稻作农业区。
    同时,海陵还分布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太平广记》中引《广异记》载:“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 这与济川一带唐代有法响禅师伏虎的传说,相互印证,说明当时的海陵确有大量老虎出没在茂密的森林里。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隋唐时期的海陵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海陵物产和美景的记载,还留存在为数不多的唐诗词里。
    唐嗣圣元年(684),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写下了一篇誉满天下、青史留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在炫耀起义军实力时,他曾写道:“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
    而在唐代僧人皎然的《送卢仲舒移家海陵》中,海陵却是另一番景象:“海岛无邻里,盐居少物华。山中吟夜月,相送在天涯。”
    同样是“初唐四杰”的王维,则在《送从弟惟祥宰海陵》中这样描写海陵:“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喷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
    而唐代诗人刘商在《送豆卢郎赴海陵》中写道:“烟波极目已沾襟,路至东塘水更深。看取海头秋草色,一如江上别离心。”张祜的《题海陵监李端公后亭十韵》诗云:“古城连废地,规画出初心。眺出红亭址,栽成绿树林。”唐人李嘉祐也有《仲夏江阴官舍寄海陵裴明府》诗云“万里边江次,孤城对海安”。
    在唐代诗人的往来送别中,海陵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域屡屡被提及,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海陵虽隶属于扬州,但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海陵在渐渐积累着独立州治的实力,为南唐建州做了渐趋于充分的准备。
    铜镜瓷碗内的海陵
    唐代的海陵经济和农业的发展,也为工商业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从海陵已出土的文物上可窥一斑。
    我国古代铜镜的制作、形状、纹饰和铭文,各时代都有其显著的特征。当时的扬州是唐代主要的铸镜中心之一,铜镜不仅作为贡品,供唐朝皇室使用,还作为商品销售到国内外。
    目前,泰州博物馆收藏10多面唐镜,大多为本地出土,在形式上,除圆形外,还有少见的方形、葵花形、菱花形,这是对汉代单一圆形镜式的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1984年,泰州东郊畜牧场出土的一面雀绕花枝纹镜,直径11.5厘米。镜面呈八出菱花形,球形纽,有少量锈色。内区以四雀鸟绕纽作同向排列,展翅飞舞,两鸟之间配以花枝。外区周边配以蜜蜂、蝴蝶和小花枝,形象写实生动。雀绕花枝镜是唐代比较流行的镜类之一,整面铜镜上雀鸟花卉争奇斗艳,犹如一幅花鸟小景。
    前些年,海陵小电机厂在挖下水道时曾出土一面直径16厘米的唐入出云龙镜,比起唐代《异闻录》所说的盘龙镜,虽然尺寸较小,但形制略似。镜呈内圆外八瓣形,镜面中心有圆纽如珠,有龙绕于四周,张牙舞爪,作欲吞珠状,四面云气飞动。龙足三爪,后一足高举,尾绕其上,形象极为生动。
    唐代的葡萄种植非常流行,葡萄纹也频繁地用于铜镜装饰之中,而瑞兽纹在铜镜装饰上流行已久。这两种纹样在大唐宽松多元的文化氛围下交融一体,成为中国铜镜装饰纹样由瑞兽向花鸟植物纹转变的特殊产物,在铜镜史上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早在上个世纪,泰州泰东公社、泰县姜堰公社、泰兴园林公社等地,就曾出土多面唐代海兽葡萄镜;而海陵新庄、青年桥拓宽工地、姜堰大冯乡十里铺,也分别出土过唐双鹤镜、唐四灵铜镜、唐葵边浮雕鸟兽纹铜镜。这些在地下藏了1000多年的铜镜,出土时依然光黑如漆、可以照人,足见当时制镜工艺水平之高。
    除铜镜外,泰州出土的隋唐文物中还有不少陶瓷用品。其中,泰州南山寺宝塔下出土有隋青釉三系小瓶、唐黑釉胭脂小盒;姜堰大冯乡红光村唐墓出土有一批青釉碗盆和一只敛口、深腹、玉环形底的邢窑白釉碗(国家二级文物);泰州畜牧场一带出土有唐青釉碗、青釉长工颈盘口瓶;鲍坝、职大一带出土有唐黄绿釉印花瓷枕、唐水盂等。
    一千多年前的海陵城百姓日常生活,印在历史的书本上只有寥寥几行,这些铜镜、瓷器的出土却让如今的人们浮想联翩。大唐盛世的流光溢彩,犹如一幅永无止境、色彩斑斓的画卷,海陵正隐藏这幅长卷中的某一处。
    船型银锭上的海陵
    1992年的一天,兴化海南镇北蒋村村民樊吕华匆匆走进兴化博物馆,他此行是来向博物馆捐赠一枚古代银锭的。这是他和村民在挖农田水利工程基建时发现的。
    接到报告后,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仔细发掘后共发现了6枚银质文物,后经鉴定,这批文物为晚唐的银锭,除有一枚破损外,其余5枚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银锭卷腿形状似船形,由于处于南方潮湿环境下,加上长期水蚀,通体呈现灰色或灰褐色,形成特有的包浆。除一件未有铭文,其它银锭正面均铸“田”字铭文。就其形制与尺寸来讲,均不相等,表明唐代的银锭铸造还不是非常规范。
    令人称奇的是,除那一枚残缺的银锭外,其余5枚银锭重量基本在1900克左右,约合现今的4市斤,相当于四十至五十两唐代的白银。
    博物馆研究人员以民生重点物资——大米的物价作为标准,作了一个粗略的推算:
    唐太宗贞观年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当时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
    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也是一两银子=2065元人民币。以一枚银锭四十两计算,最低相当于现在8.26万人民币,最高相当于16.52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这足见这批船型银锭的货币量之大,应是当时作为最大宗的经济货币所使用的。
    由于白银在唐代方才成为货币,所以当时尚未有很规范的货币形态。其当时主要型态有三种:银饼、笏形银锭、船形银锭。其中,银饼的使用时间基本是唐代中期,笏形锭银的制作时间为唐代中晚期,船形银锭使用时间要稍晚于前二者,它应是产生、行用于唐晚期,后一直沿用至北宋前期。
    目前,全国有据可查的船形银锭共有42枚,其中3枚从刻字看为地方进奉的官银,其他39枚无文字,个别有“田”字者,这不仅让人怀疑“田”仅与制作的银铺或匠人有关。这也说明兴化船形银锭的主要作用,并非作为官府贡银和库银之用,而是被民间用作大额支付的。
    兴化市博物馆收藏的这批唐代船形银锭,全国少见,是研究晚唐金银铸币及其铸作铭文与流通历史的珍贵资料。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许多地区都得到了开发和发展,如此大额的白银货币竟然“流落”在兴化民间,无疑是晚唐时期海陵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历史驿站
    难得一见的唐代赌具
    1981年,姜堰大冯乡红光村的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一座墓葬,后遭到破坏,墓中除发现有唐代青釉碗盆、邢窑白釉碗等,更为珍贵的是,还发现有一组唐代赌具——三只骰子。
    红光唐墓出土的这三只骰子,其中两只是6面体,尺寸为2.1×2.3厘米,六个面分别刻有1至6个圆点,圆点下凹较深,形制与现在常见的相似,只是圆点中没有文献中记载的黑色和红色。
    该唐墓出土的另一只骰子,形制却比较特殊,虽已残破,但是仍可还原其大体情况。它是一枚18面圆形骰子,每面都刻有文字,其中6个面为正方形,分别刻“一分”、“二分”、“三分”、“四分”、“放”和“□(模糊不清)”,其余12个面为六边形,分别刻有十分到廿分,及“计分”字样。
    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大致了解古代掷骰子博戏的情形:两人面向棋盘而坐,分别执六枚黑棋与六枚白棋,并将棋子置于博局上所绘的12个L形或T形的曲道上,然后轮流掷骰子,由于骰子是18面的球形体,要旋转一阵才能停下。骰子停下后,以最上面所刻之字走棋,并以获得筹码多少来定胜负。
    这枚18面圆形骰子应该是时代较早的形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即为此类,只是在文字上和红光唐墓出土的有所不同。马王堆汉墓出土骰子上刻有篆文“骄”和“妻畏”字样,表示有利或不利棋步。而红光唐墓所出土的骰子刻有楷书“放”和“□”字样,其表达之意有待考证,但说明唐代此种玩法仍然存在。
    海陵地处东南一隅,紧邻扬州,唐时也日趋繁华,是当时全国十大盐税征集地之一。几只骰子虽是小小把玩之物,从中却可一窥唐代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