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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商会史话
新闻来源:时间:2014-12-14 15:45:53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黄桥商会史话
何锡龄
 

黄桥镇老地图

 
  一 
  商会,是由同业和行业组成的一种群众团体。这一组织始于1599年出现在法国。然而,在我国悠久而漫长的商业发展史上,自隋朝始,市肆中被人呼之为“行头”、“行首”、“行老”的“行会”,这种“行会”从其规模来看,应为原始商会的雏形。发展至元、明时期,“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这一丰富的行业内容使“行会”越来越多。进入清代,遍布中小城市由外省同乡商人建立的会馆、同乡会、公所等,作为“行会”最典型的代表,其名称虽然与商会不同,但就其规模和职能来讲,应为雏形商会的进一步拓展。由此可见,作为商会,我国在时间还比法国早上四百多年。 
  商会这一主体,自隋、唐、宋、元、明,乃至到清末才得以发展,是因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重农轻商的这一国策,不单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主体的商人,更是被列入下九等人的行列。这一状况直至腐败没落的清政府经历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庚子赔款等惨痛的教训后,在推行“新政”时,从而在经济领域里确定了重商政策。同治十三年(1874年)辽宁工商界成立的“公议所”,应为我国最早的商会,时为商务大臣的盛宣怀就明确指出: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二十九年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24日,商部在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提出:“海禁大开,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涣力微。西方国家重视商学。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比中国相差相远,但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与欧美抗衡。”建议将“商业公所”、“商业公会”等名称统一改称商会,又附设《商会简明章程》26条。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上海率先将商业会议公所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此后,江苏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开创全国创立商会之先,到1911年时,江苏各地共有大小商会64个。 
  黄桥商会,正是在清末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黄桥商会呈送的报告
 
   
  从《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来看,“凡属商务繁富之地,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按照这一规定,在一个县只允许设立一个的情况下,作为远离县城四十五里的黄桥镇,在泰兴县众多乡镇中能脱颖而出,与县治一样能够设立商会,其主要原因是由繁荣的经济所决定的。当年流传一时的“泰兴一县,不如黄桥一镇,黄桥一镇不如横巷一村”的民谣应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追寻千来以来黄桥镇的历史,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现仅能从一些史料和民间传说中来作推断。从建于宋咸平二年(999年)的城隍庙(原东街小学大门北面)和建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的福慧寺(俗名东寺庙)这两座古建筑来看,在此时,这里大概已成为农村中的集市。清《康熙县志》中的记载更为明确:“黄桥镇在城东四十里。此地原名永丰里(今西门桥口),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因形成集市,改称永丰镇。迨至明朝,黄桥始见于书。”这个地名,是史书上对黄桥镇的最早记录。至于何以以黄桥为名,史书无载,传说中,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巡检袁祁传曾修过一座名称黄桥的桥(原址在现今米巷东端,后废于民国初年)。 
  从永丰镇到黄桥镇,这600多年的时间内,虽说无史料可考。但若从传说中的牛皋藏兵洞、洗马池、栓马杆等历史遗存来看,可以想像的是,由于自北宋时就成了集市地,又有庙会,从而有了远道赶来的烧香拜佛者、肩挑提篮的小商小贩,沿街设立的各种商铺店号。这块尚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亥革命前后人口在6000左右),自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故而到北宋中期时,官府才将这儿定了个吉祥的地名——永丰里。 
  黄桥真正形成规模并繁荣起来,从有关史料来看,应在清“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时的黄桥镇,志书记载为:“闾阎比密,田商沃茂,执四民之业者,率不下数几千。”这“数几千”该是怎样的一种规模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这一经济繁茂的景象,独特的地理位置应是主要因素。旧时的黄桥,位于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四县枢纽之地,在当年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年代,镇治本身除西周皆有河流相环外,在北面,以北关桥为分界线,东侧有东姜黄河(又称白眉河),从这里北上经白米(镇)入通扬河;西侧有西姜黄河,贯通整个里下河地区。西侧,老龙河西接县城环城河。南面,文明桥巍然挺立,向南为季黄河,进靖江境内入长江,与江南等城市相沟通。向东则通过如黄河直达如皋。 
  现在,虽说在发黄的历史册页中,我们仅能找到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业的老泰和药店、嘉庆六年(1801年)“马路”处首次出现的一爿以经营竹藤、石灰等建筑材料的朱永隆石灰店的记录。但仅就这两爿店来看,这一历史时期,镇上必定是一派建房造屋的热闹景象。故而到道光年时,黄桥已是“四方人士,亢集蚁附。尤以江、浙、徽商为多”。 
  除此以外,留有这样的记录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专营粮食生意的丁万昌粮行出现了,吴恒丰粮行也开设了。丁万昌粮行的店主丁椿,“材勇出身,也就是武秀才,后代理过安徽庐州守卫备,后来又补江西守备的缺,官居五品。丁椿多年负责漕运,押运公粮,对粮食行情熟悉,了解各地粮食差价,加之他的叔父在此之前就开设过米肆。出门收购周边地区及里下河一带的粮食,运到外地出售。两位胞弟丁桂、丁楷也乘机开起店来,一个店号叫丁均昌,一个叫丁利昌。这个巷子的族人仿而效之,纷纷开起粮行米店,被人称作‘米巷’”。 
  一个行业形成一个巷,布巷也是如此。据设在这儿的何隆昇绸布店店主何介三生前讲,他这爿店也是因运粮河(现石桥中路)西侧河堤处成了布匹交易市场,祖上才在这儿建造房屋,后因同族及他姓纷纷建房造屋,形成以布匹交易为主的一条街,人们才叫起“布巷”。其时间大约也在这一年代。 
  早年间,黄桥还流传着“何家的官场,丁家的仓房”这样的两句话。其意思是,何家自明初后,就有人就在朝廷做过省部级之类的官员,更有四进士,十举人,百秀才之誉,故而在官场行得开。而丁家,因卖买粮食,不但形成了米巷,还在桑园村等多处建有仓房。 
  因市面繁荣,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西街出现的周鉴清茶水炉。这爿茶水铺不但是黄桥镇开设时间最早的一家,现时有人将茶水炉的出现,归结于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年9月7日)后、众多百姓逃往租界时所产生的一种行业的话,就时间上来讲,这里整整提前了19年。由此,茶水炉开设的历史应为之改写。 
  再往后,有据可查的是: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西大街出现了由何刘氏开设的“合意公记”菜馆。这是黄桥镇所有史料中记载最早的一家饭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丹阳一黄姓蔑匠,看中了这儿交通便捷,商贸繁华的景象,与当地一位王姓刨烟师傅合股,在东大街上开设了宝成烟店;祖籍南京汤山的李家余,也在罗家巷北首开设了专事毛笔生产经营的李步云笔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珠巷内出现了一家丁王甲猪行。从这一名称来看,应为丁王二姓合开。其“甲”字,大概含有优秀和收取上等猪这两层意思。 
  同样,“陆万成开在黄桥双圈门,货真价实生意不欺人”。 
  六年后,即咸丰元年(1851年),西大街又出现了陈盈富茶水炉。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义兴菜馆在东大街开设;祖籍溧阳,时为清军兵营兵器制作的余姓管带,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率家人在珠巷街开设了铁铺。 
  也就在这一时期,牛集场东边的育婴堂旁,从镇江逃难到这儿的谭姓夫妇俩,挑着一副箩筐,带着一双儿女在这里落下脚。开头是做小生意,后又从事粮食的卖买。这支与镇江恒顺醋厂同谱不同支的子弟,当时的店名就叫谭恒顺粮食行。因生意做得大,到光绪年间时,此家专门在店对面的河边建造起一座水上凉亭,四周安有玻璃窗,作为旅舍用以接待客商。 
  三十年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时,陈汝揖经营的复胜园菜馆又在北布巷街出现。 
  光绪九年(1883年),祖籍安徽绩溪的石城山儿子石林甫,在珠巷与罗家巷的交叉口,也就是马巷头上开办了一座以出售文化用品为主的文华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何正大酱品制造店于西街开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孙亚香于西街开设了阳春园菜馆。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场街由丁鸿浩创设的丁泰源土香业出现。朱仁源国药店也在东大街开张。南巷,又出现了由潘汝江开设的潘合盛饭店。在民主街,韩学彭又开设了韩天盛北号饭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戴吉芝、柯吉庆开设的大光明、时美理发店分别在北布巷街、口巷出现。就其新潮、时髦来讲,十二年后,中华民国才宣布成立。同样,由纪文华开设的“纪隆兴”书籍文具店也于此时出现在东大街。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溧水人章在舆和一陈姓同乡来到东大街开设了仁源生药店。第二年,由安徽绩溪人胡沇源所开创的裕泰和茶叶店也落脚东大街;北大街尹姓“咸有泰”杂货店开设;北布巷街叶华卿家独资的酱品制造兼酒类零售店出现。 
  次年,由李国荣经营茶食制造的“李德记”店铺在东场街开张。 
  宣统元年(1909年),设于布巷街的万昌祥绘画店开张,店主汪厚生描绘人物形象时的娴熟技法,哄动一时。好多人家的祖宗遗像也大都于此时出自他之手。后到民国年间,这里才有了“老照相馆”和“新新照相馆”。 
  在1909年至1912年间,镇内又有和平、义生、朱德泰等5家钱庄;美孚、德土古等4家洋油(煤油)经销分公司;严复兴油坊、协昌祥酱品制造店,豫兴典当(东大街)、仁益典当(珠巷)。其中的仁益典当是由季市一汤姓秀才和他的周姓亲家合资。这里虽仅为一间屋的石库门店面,但由此向后,有五进库房一直通至米巷,东侧门且与何氏宗祠相通。此处因位于镇治北,故人们称之为北典。里面拥有的四五十间房屋,除曾设过戏台演出外,还一直是黄桥商会的所在地。 
  同在这一期间,东街、布巷、花园桥处,又开设了陈二小、李仁记、刘吴氏等3家茶水炉;珠巷、胜利街、南巷,新设了平民、胜利、节约三家客栈。 
  宣统末年由东台来到双圈门(现罗家巷南端)西北角开设荀义泰烧饼店的荀宝仁,在当时镇内尚在用柴火薰烤烧饼的情况下,首次使用煤炭。其后,又将这一操作法公布于众,从而改写了黄桥几百年来烧饼加工制作的历史。 
  就上述这一不太完整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些开张的店铺,就经营的范围和行业来讲,可以说囊括了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以此来看,从清初到清晚期,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这众多商家中,较有名气的已有三爿国药店,五爿菜馆,两家理发店,两家文化用品店,两爿典当、七爿茶水炉、一家绘画店,而在裕泰和茶叶店的后辈中,胡锦涛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伴随这一商业繁华景象,因人烟稠密,住户较多,数得上名的小巷既有72条,庙宇也多达20多个。众多人口中,“以何、韩、王、朱、丁为大族。何姓出御史,王姓较富有,朱韩均后起。民初朱履先当第三师师长(中将),韩明甫亦曾在桂任(县政府局长职);丁姓清末捐官,故有好几位任知府,实缺或空衔知县等”。市面上,已有粮食、绸布、南货、酒酱、广货、香烟、茶馆、烟叶、铁炭、理发、食盐、鲜肉、国药、茶叶、银楼、面并、山竹等10多个行业公会。其中,单北街上的粮行就有88家。 
  简单追溯这一从宋初到清晚期、长达千年左右的小镇发展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到达小镇的氏民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不论是先来此落脚者,还是后迁徙到此,到这里淘金或打拼的家族,正是由于他们,也就是我们众多姓氏的先祖,含辛茹苦,辛勤耕耘,携手并进,共同努力,才创造出这一灿烂辉煌的图景。这些,都为后来商会的成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必要物质准备。


理事长人选

 
   
  黄桥商会的成立时间,从笔者所掌握的几种资料来看,内有两种说法。一是《泰兴县志》(1993年3月版)对此的阐述:黄桥镇民国九年有粮行13家。民国11年李永兴首家使用机器轧豆榨油……同年经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黄桥商界单独成立商会,并直接镌发黄桥商会钤记一枚。在这里,界定的时间为1920年。 
  而另一说法是,“丁练秋,写得一笔好字(篆字),善刻图章。因常在北京与在君二哥处小住数月,与梁启超、胡适、叶公超等相往还,见识不凡。黄桥成立商会,即由有策划。” 
  就上述这两种说法来讲,我们发现前者的认定难以让人信服。丁文江1913年曾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从上文中“小住数月”的事实来看,应为指这一时间。而办一个商会照会,就情理来讲,决不可能需耗上7年时间。由此可见,黄桥商会的建立时间应在1913年,即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二年。 
  这里,顺作解释的是,讲述这一事实的丁廷楣先生是丁练秋(文涛、清咸丰年间贡生)和老二丁文江(在君)的堂叔。他们这一代人,幼时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家庭延请的塾师为本镇秀才何卓甫和苏州的一严姓老师。晚年回忆商会成立事,决不会想到去在几十年后作伪证。与此相证明的,说“丁练秋写得一手好字(篆字),善刻图章”绝非向壁面造。1980年于他家(现新四军东进纪念馆)内花园西墙脚下挖掘出的一枚“多竹堂”印章,从其古拙朴实,刀法纯熟,章法匀称的模样来看,当可窥见一斑。这枚印章,据黄桥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丁正琪先生考证,就是出自丁练秋之手。当时,他家的客厅因格扇上雕着竹子,名“多竹堂”,故才有此章。至于文中称丁文江为二哥,那是年纪轻的对年龄大的一种尊称。实际上,就是丁文江后出任淞沪商埠总督时,对丁廷楣仍是“到学校喊我小叔”。 
  除此以外,江苏崇海花业总会在宣统年间,报给农工商部的“臣等伏查,江苏通崇海三处土产以花布为大宗……现在泰兴、如皋及泰州姜堰镇各分会均隶属于该总会……”的这一呈文,从泰兴“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因升通州为直隶州,改属通州”这一历史事实来看,作为商会,黄桥应名到其中。 


黄桥镇旧时的商业

 
   
  “商会之设,责在保商,柴米油豆,攸关民生日用各物,由会董会议按照市情,决议平价,倘敢阳奉阴违,不自悛改,准总理等移送地方官援例惩治,以警其余”。《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除阐述了商会宗旨,又对所设机构作了明确规定:“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公举会董,有四个条件:1.才品:手创商业,卓著成效,虽或因事曾经讼告,于事理并无不合者;2.地位:酌系行号巨董,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巨擘者;3.资格:其与该处地方,设肆经商,已历五年之久,年届三旬者;4.名望:其人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会长由会董中推选,以一年为任满之期,先期三月,仍由会董会议”。“会董有徇私偏袒私情,致商人有所屈抑,准各商联名禀告商会,由总理邀集各董事会议决,即行开除”。“商家注册后,会内可分门别类编列成册。至于小本经纪,不愿至会注册者,悉听其便。经登记注册的商会成员,须交纳注册费、凭据费、薄册费;公费七成提为公积,汇存银行生息”。 
  这一召集同道,齐心协力,建设新经济制度,开启了民主化的道路的举措,就黄桥商会的历史来看,“首任会长丁秉之(义和钱庄股东),练秋大哥接任后,连任多年,任期最长”。这个丁秉之,为丁练秋的堂叔,开着一爿义和钱庄,其时在马巷头上珠巷街内,因资产丰厚,且为人忠厚老实,出任会长是理所当然之事。但现据他的后人回忆,他们这个祖父,由于对会员所欠会费常常是半睁个眼,不去较真。而逢到上面摊派或迎住送来之事,都是自己掏腰包,加之不善经营,所以到最后连钱庄也连连亏损,不得不关门歇业。小儿子丁九如去上海打工,孙子丁洪元去何隆昇绸布店当小伙计。 
  丁练秋接任,除因其饱读诗书,学有所成,有一定文化教养,更因其有雄厚的家庭经济在支撑。当年,其家中“田产大致五千亩至一万亩”。“在罗家巷、珠巷、米巷已有房屋数十栋(一栋至今10余间至40—50间不等),分租给田家或住户”。米巷东首开设的丁氏义庄,“系我桂二房、椿大房、楷三房共同出资”。这家丁氏家族内的慈善机构,后由丁文江倡导,在1934年秋,办起了第一家私人农场,进行良种改造和家禽新品种引进工作。 
  “民国二十年前后,地方不靖,原有保卫团两中队,何明安、寇英杰分任中队长,团长一职,练秋大哥于一年前已交黄辟尘表叔处理”。 
  在他之后,据老辈人回忆,继任者应为时任民团团长的“黄辟尘表叔”。黄辟尘,名家璘,横巷八大家之一,其家族有田产5000多亩。其人为共和党人。民国三年(1914年)毕业于南京民国政法学堂。七年为国会议员。其任期应从那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职时间为9年。 
  在他之后,短期内还有北街上开粮食行的王宝山。因为在民间传说中,北伐战争时,孙传芳的联军退守黄桥,驻军军长白宝山向王宝山要5万银元,“来了白宝山,吓死王宝山”,后这两句话才传开。 
  由此至1941年泰兴城沦陷,黄桥相继陷入敌手后,日伪时期任商会会长的应是黄桥何(火)巷人氏叶斐成,其人时为黄桥叶姓的族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左右,曾与封静庵一起,于邑人朱履先在山东、安徽任国民政府县长时,担任过县政府科长之类的职务。从顺序上讲,他应为第五任会长。在他主持商会工作时,因多打着商会的名义,乱行摊派,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故而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黄桥成立黄桥市人民政府后,这个日伪时期的商会就自动瓦解了。 
  第六任会长为张俊康。此人是镇江姚家桥人,时为老宝成烟店的管事。其任职时间是在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侵占黄桥这一短暂时间。 
  第七任应为韩馨山。其家住韩家垛子(现黄桥米巷东头),父亲于清末时曾在贵州、山西等处做过知县。其小妹韩念英为丁西林的原配妻子。此人毕业于扬州师范学校,曾在国民党泰兴县政府干过事,国民党县长朱路九的嫡系。解放后逃至南京栖霞山扮作和尚,抓捕归案后押往泰兴县监狱。他主持商会工作后,办公地点便从仁益典当(北典)迁至珠巷东头的丁西林家。在这里,他既处理公务,也帮妹妹打点丁家事。


商会下的经济

 
   
  从黄桥商会在其成立后零星资料在看,主要在以商兴商,繁荣地方经济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商会成立当年,由本镇人王雪亭独资经营的“玉德池”浴室开业。次年,浴室南隔壁有了沈双银开设的沈裕盛菜馆。西街上,陈彭年等人开办起“三友公”客栈。王浩生开设了以经营铁炭为主,兼营锅席的王记铁炭店。由丁启盛开设的丁茂兴酱园店也于北大街出现。 
  民国四年—民国六年(1915至1917年),黄辟尘首与如皋士绅李济华等合作,组建永济轮船公司,航行于上海、扬州之间,使苏北沿江客货运输益增便捷。1926年间,黄辟尘又与黄桥丁柯镜等4人合股创办耀黄电灯公司,自任董事长,并独资兴建横巷高等小学。 
  再往后的年代,仍有零星资料可觅。 
  1920年,西复园饭店、吴广裕烧饼店同在西门街开张。北关桥外的农村街有了印福田开设的同兴染坊。孙荣卿开设的估衣店也于布巷街开张。 
  1921年,太仓肉松厂创始人倪鸿顺之弟倪世荣于布巷街开办春记肉松厂(扬州市志)。1932年,倪世荣又于此处开设太仓腌腊肉松厂。同年,本镇人氏薛润年在珠巷开设了白玉池浴室。团结镇马路又有了韩余庆开设的利余记染坊。 
  1922年,东街又出现了一爿由莫恒兴开设的“广记”烧饼店。李永兴油坊也在此时,于全镇13家油行中,首家使用机器榨油,接着严复兴、同泰昌、王义兴亦先后使用机器榨油,日榨大豆200多担。 
  1923年,珠巷街的凌万兴的鞭炮制造铺和布巷的锦泰源布店同时出现。 
  1925年,由何卓如独资的“裕成”腌腊、肉松制造加工厂开张。马路街(现石桥中路)亦有了陈广裕烧饼店。 
  1926年,东大街上又出现了新开张的复新园菜馆。同德生国药店也在这里正式挂牌营业。 
  1930年,由姚鸿儒独资的日新染坊出现在镇西吕家桥外。 
  1931年,位于珠巷街的夏庆昌布店开业。其子夏跃祖为解放后黄桥镇工商联主席。在此同时,东街的庆泰和布和德泰染坊也先后开张。 
  1932年,丁希朋与人合股创办利行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美国造24人座大客车4辆,7人座小客车8辆,行驰于城黄(泰兴至黄桥)、季黄(季家市至黄桥)、口黄(口岸至黄桥)公路上。车站设南坝桥外。嗣后,朱宝宏与一无锡、一常州商人合作,有3辆汽车行驰于城黄公路。 
  1933年,东大街又出现了由孙为善家开办的信和泰百货贩卖店、唐一记理发店(兼营汽灯出租业务)、汪长生的汪德兴饭店。在农村街,何继生经营油粮饼的何继记开业。 
  1935年,张万贯的美华理发店,张显庭的小乐意饭馆于布巷开张。西寺桥外又出现了一家冯天成染坊。 
  1937年,同济生药房出现在民主街。 
  1938年,谭席珍主营磁席,兼营火油生意的隆昌字号店出现在布巷。 
  1940年,倪永大药房在口巷开张。 
  1941年,王永盛酱园店北号在民主街开业,三年后,在布巷设了永盛北分号,此后,又于东街开设了“泗记王永盛”。当时,王家的这几爿店不光垄断了整个黄桥镇的酱园业市场,还北销至苏北里下河地区,其后还在苏州山塘街开设了“苏黄酱园”分号。同年,东大街又出现了由陆湘南开办的五洲药房。
  由此,从商会成立到1941年日军侵占黄桥这一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虽因军阀混乱,内乱频迭,但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始开业的除张吉昌和陆预生开设的大新百货商店、美太源南货店、张吉临布店等较大的商号外,现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的大小百货店还有公义兴、恒豫昌、程合兴、信和泰、信和祥、大兴隆、王达正、恒大仁、永泰昌、隆南号等近20家;专事芦苇、竹藤、石灰卖买的增至振茂祥、万兴隆、朱恒和、成广茂、彭大吕等5家;经营糕点、汤园、豆浆油条、烧饼等的小吃店有陈翠娥、吕广茂、吕广茂同记、正昌公记、钱官朋、张万盛、万镒和、陈复盛、莫恒兴广记等10多家;轧面、做水酵饼的5家;还有焦同兴、仇仁记两家饭店。而作为最不起眼的茶水炉,在全镇原有7家的基础上,也增设了茂昌、吕茂兴、永利、何德记、王同兴、德兴等6家。在当年人们形容“吸支烟可从南坝桥跑到北关桥”的镇治上,现已有了13爿茶水炉。
  这一时期,商、饮、服及小手工业总户达1005户(其中粮食行为66家),从业1686人,资金总额37.86万元,销售总额700万元。
  在叙述商业繁茂这一景象时,我们不得不提起的,此时的黄桥烧饼、鸡浇、鱼浇等也就名传四方,虽说这些美食的制作法,现仍能从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找到它的身影,但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正是一代又一代的黄桥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参照古方,巧用本地食材,不断改革和创新的结果。故而在历史上,才留下了如皋知县天天派人到黄桥买烧饼,泰兴知县吃了鸡浇鱼浇后赞可绝口的美好传说。


粮食业印模

 
  
  黄桥商会,除以商兴商,造就经济繁荣外,在保境安民,免受兵燹之灾,投资教育,造福乡民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民众的事情。
  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韩馨山、丁希朋出资,于西街建西门桥。
  “民国十四年(1925年),江苏省省防军张中立旅所属张营长,率部一营驻防黄桥关帝庙,韩(秋岩)校长及廷标,由黄桥拍电南京,由我等3人具名请省军兼督军韩国钧饬退张营,不使弦歌中断。晚乘车访成恍(谷采)军界前辈,后撤离校舍”。
  同年,直奉战争发生后,黄辟尘征得国际慈善组织世界红十字会同意,设立黄桥红十字会分会,呼吁息争,救苦救难。而泰兴县红十字会迟至1932 年秋才成立,在时间上比黄桥整整晚了六年。其成立的原因还是因泰兴受水灾,无锡红十字会来此施赈时,才知黄桥也有这一慈善机构,后经组织人员参观学习,并将在那里工作的泰兴人蔡宝廉(廪贡生)请回来,方始创建这一慈善机构的。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2日前夕,时为国民党泰兴县党部特派员的共产党人沈毅,在黄桥东乡刁家网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前去泰兴城营救被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于6月30日抓捕的12名革命左派和进步人士时,与沈毅同为中和小学同事的韩亚俊生前讲,当时他曾受商会委托,赶去刁家网找沈毅要求队伍经过黄桥时不能骚扰民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宋福田直鲁联军十五师进驻主黄桥,纪律不佳,练秋以商会名义送名贵的鸦片烟枪、云土、土耳其扁罐装香烟四盒、鼻烟金盒乙只”。“民国二十年前后,保卫团何明安、寇英杰两中队长入内,表示已欠饷2月余,进行敲诈、恐吓,若三日内无具体办法,则不能负责维持地方平安。练秋表示尽力疏导。”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淞沪战役发生后,在上海失守,继之江阴沦陷,成千上万难民从江南逃往黄桥时,黄桥红十字会分会除动员各界出资捐助难民,将黄中和黄钟小学的校舍全部腾出外,还施药看病,时间持续一年。
  嗣后,在“施教于民”的大气候面前,“丁文江曾表示以义庄财产三分之一捐黄桥中学,凡丁氏子弟可免交费学读书”;“文渊(后为上海同济大学校长)将其中外5000多册图书捐赠”。同样,私立黄桥初级中学建造校舍大楼时,建筑图纸就是由丁练秋族中兄弟、时在上海主持同济建筑公司的丁燮坤免费设计。
  同样,就是作为第二任会长丁练秋的堂叔丁廷楣,纵然到了晚年,客居台湾时,仍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89年,他将珍藏多年的《资治通鉴》中的一套15本,宋、金、元、明、清史册63本赠给黄桥中学。1992年,又经台湾成功大学教授丁煌、国府纪念馆编审丁霞林及丁文元、丁昂峰等多人资助,以其个人名义,捐赠人民币50万元,在该校建起“廷楣书馆”。
  在更多老人的回忆中,除此以外,商会还曾为维持社会治安,组建过民团。创办过水龙局。举办过诸如元宵灯会、水龙会、7月30日放焰火等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浓墨重采的一笔,是于民国六年(1917年)重修了文明桥(南坝桥),从现留存的“文明桥赠信录”来看,在110个捐赠名录中,除泰兴商会(捐款60银元)、厘捐局(捐款400银元)这两个单位外,余108个皆为本镇的商号或个人。在总捐赠款6747元大洋中,除生猪行会以捐助3988银元拔得头筹外,余下油酒行会为1348银元,杂粮行会1253银元,香烟行会596银元,南北典当400银元,腌腊行会272银元,花生行会164银元,洋油行会157银元,纵然是安徽绩溪人胡沇源所开办的裕泰和茶叶店,也捐助了60银元。这一按现时市值近70万元的捐款,都是由商会的名义组织和发动的。


“多竹堂”印章

 
  
  但我们也不得不痛心地提到,黄桥在1941年1月陷入日军之手后,这一良好的局面被破坏殆尽,整个商业形势气息奄奄,江河日下。当时,因交通受阻,货源短缺,不少商家不得不关门歇业,更多的是化店为摊,勉强支撑,惨淡经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丁氏义庄农场。那时的农场,自成立之日起,就针对泰兴猪、油、酒的结构,在推广良种,指导农民选好高粱、大豆、花生种等方面做出成绩,由此不光增加了油、酒资源,还大大地促进了生猪发展。从1913年泰兴产猪35万头,1932年泰兴产猪48万头,销28万头,1937年生猪销售量达70.3万头的这些统计数字来看,黄桥在其中是占有绝大多数份额的。而这个以科研起家进行试验的机构,因几次遭日伪军的破坏,最后不得不停止工作,人去屋空。
  故而,在光复后的1947年10月,黄桥商会呈送给国民党泰兴县党部的报告中也不得不为此感叹。这份报告说,在日军占领黄桥的近五年时间内,其时商会下辖的同业公会仅有广货、南货、山竹、绸布、茶菸、粮食、国药、酒酱八家。这里,除商会主席为张俊康外,组成人员仅有:
  广货业主席何学三
  南货业主席尹子平
  山竹业主席余人俊
  绸布业主席韩余庆
  茶菸业主席曾步洲、王君顺
  粮食业主席严秀夫、何海山
  国药业主席朱泽如
  酒酱业主席何霭如
  而会员人数,除粮食业有67人外,广货业是34人,南货业41人,山竹业26人,绸布业25人,茶菸业 53 人,国药业11人,酒酱业20人,合计仅为251人。如果再加上没有设立公会的百货业21人、鲜肉业21人、面饼业30人、铁商业14人、盐商业22人、理发业13人、香商业12人、银楼业9人,总人数只有419人。当年的商业萧条,市场凋零现象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对商业进行整顿,正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整顿,是商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虽说由政府主导,但却有一个局外人,清末秀才、私立黄桥初级中学五位董事之一的何卓甫主持。此时,他的头衔是黄桥镇商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而从此人早年曾是丁廷楣、丁西林等诸多人的老师和在朱履先家当过塾师的经历,后又创办黄桥中学的业绩来看,应为社会名流。
  在韩伯奋(据讲是何的干儿子)于次年3月10日代笔上报泰兴县县党部的呈文中来看,黄桥商会的整顿时间历时近半年。
  耗时之长,现据一些老人回忆,是因对会长人选,有拥护叶斐成和韩馨山的两派在相争。叶斐成此举,必然遭致以韩馨山为首的一批人极力反时,他们打着清除汉奸的旗号,公开揭露叶的阴谋,由于韩馨山曾在1937年至1940年间任过国民党黄桥区区长,此时又为县参议会议员,经过激烈争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得到了商会会长这个位子。
  而从整个整顿过程来看,在对各行各业先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2月26日前完成了会员登记工作,单名单就整整抄了三大册。现存的登记名册,此时的面饼业有45家,菜馆17家,单开设的茶水炉就有15家。这其中,用工最多的为老宝成烟店,达19人;次之是玉德池、白玉池两爿浴室,各为17人。
  情况摸清,在对行业进行归类调整的情况下,新建了粮食、绸布、南货、酒酱、广货、香业、烟业、铁炭、理发、食货、鲜肉、国药、茶菜、银楼、面饼、山竹16个行业公会。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结束后,自3月8日起,分别召开了会员大会、行业公会选举理监事会、商会理事长选举会这三个会议。整个选举过程中,共发放1068张会员选票,常务理事代表选举票86张,通过公推民举,产生了15个行业的理事长人选,名单如下:
  粮食业 丁应图
  酒酱业 韩伯奋
  绸布业 夏善甫(代)
  南货业 丁子安
  百货业 季巽之
  国药业 季秉义
  面饼业 陈俊文
  鲜肉业 何春生
  山货业 余人俊
  银楼业 葛根桂
  盐 业 朱玉川
  菜馆业 陈汝揖
  理发业 沈开涛
  铁 业 王宝庆
  香 业 吴俊生
  4月28日,在商整会礼堂(北典)进行了选举商会理事长的活动。到会代表96人,缺席13人,弃权者2人,党政团体有13个单位被应邀入席。选举结果:理事长:韩馨山;监事:何卓甫。在这次大会上,韩馨山、韩思涛二人同时又被选为出席省商会的代表。
  整顿后的商会,为各行业工会镌刻了公章,这枚由篆字组成“泰兴县黄桥镇粮食业同业公会”印模,是当年呈报待批的15枚中的一个。
  将整顿前后的两份呈文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暂的半年中,由于整个国家进入医治战争创伤的和平建国时期,商业在这一大的政治气候面前,已经全面复苏。行业公会不但由过去的8个增至15个,其会员人数,也已从日伪时期的419人激增至1068人,翻了近1.5倍。二是从整个组成成员来看,是全部大换班,上届人选没有一个人被推选。由此可想,当年那场刀光剑影的争斗,毕定是激烈和残酷的。为此作出最好解释的是,商整会主任委员何卓甫,竟然作为老宝成烟店代表,在参加商会主席的选举签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黄桥商会,作为时代的产物,它是应运而生。但在当年,组织者和企业主在政治制度没有选择空间的情况下,他们的一生也不得不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中,上演出一幕幕跌宕起伏的人生悲剧来。
  第一任会长丁禀之,虽说是由其堂侄、幕后推手丁练秋策划坐上会长这个位置的。但他这种顺势而为的行动,在民国的转型时期,由于挺身而出,肩担重任,这就为社会的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任期时间虽不长,但顺应时代潮流的做法,应予肯定和赞扬。特别是那种舍弃小我,献身社会,最后落到穷困潦倒地步的敬业精神,除令人感慨外,更让人对其高尚的品德敬佩不已。
  第二任会长丁练秋,作为中坚力量,在整个商会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现存的相关史料来看,当年,在多次面对兵患和地方割据派的敲诈勒索面前,他能挺身而出,不避不让,挽狂澜于顷刻,从而保证了地方安宁,商业有序。这种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既为我后辈动容,也可圈可点。
  上述二位,由于处于整个社会转型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从1912年到1927年这前后的十五六年间,不但迎来了黄桥商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其个人也得以从善而终。
  此后,从1927年到1937年,在此期间,从支持国共合作,迎接北伐军,到选择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继任者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第三任会长黄辟尘,他在推动商业发展,创办实业,建立慈善组织,救济“八一三”难民等方面是有一定建树。然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横巷108庄农民集体抗争猪子捐,“火烧震东市”时,他串通当局施行镇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又由上海回乡组织如(皋)、泰(兴)、靖(江)三县联防,指挥自卫团清乡,大肆镇压革命运动。1930年8月3日,刚成立不久的红十四军举行黄桥暴动时,他与丁希朋一道,引诱红十四军别动队队长李吉庚叔侄成为叛徒,致使黄桥暴动遭到失败。1935年,蒋介石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结束后,黄又与东南各省红十字分会会长,携粮款前往进行反革命善后工作,在南昌前后达一年之久。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在管文蔚受陈毅委托,两次上门对其进行工作后,面对“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海安会谈时,他与韩国钧一道,签名通电国民党重庆当局,呼吁停息内战、团结对外、调节民食,以解民之倒悬。
  次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新四军部分人员突围至泰时,黄又奔走大江南北,策划反抗新四军。后又胃溃疡发作,55岁时,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最终落下了人生的帷幕。
  第四任会长王德宝从被吓死的那种传说来看,面对联军的高压以死抗议,也不失为一个尽职的好会长。
  五任会长叶斐成,虽说任职于日伪时期,但据现年82岁的尹之丽老人讲:1940年前后,在市面上只有五元以上的大面额钞票,商品流通困难的情况下,为便找零,叶曾呈文到泰兴县,再到镇江经省府批准,由时为南货业公会主席尹子平主持,印制发行了由四个公会盖章,面额为角、分的钞票。其后,“约在1943年春,共产党武进县县长(地下)俞乃章和澄西县县长张志强奉命赴盐城新四军军部,在路过黄桥镇时,张志强被南码(坝)桥日伪军岗哨扣留。根据他俩的‘良民证’是经商的身份,我设法疏通了黄桥商会负责人叶斐成、封静庵及翻译官宫伯华的关系,由丁氏义庄具结保释。”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于北京女儿家畏罪自杀。
  第六任会长张俊康,因其为光复前后的过渡者,时间太短,详情不知。
  第七任会长(理事长)韩馨山,在解放战争时期,黄桥被国民党军一度占领时,曾组织叶斐成、严士俊(严复兴油坊东家)、丁聚五(祁巷绅士)、尹汝椿(黄桥区党部成员)、王德立(北街王永盛酱园店老板)五人前去南通李默庵主持的绥靖区司令部献锦旗。因李不在,由其副官出面接待,并合影留念。1946年8月,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率部挺进如黄路时,又以商会名义,率地方绅士要求进驻黄桥的国民党六十九师第九十九旅留守,会上痛苦流涕的丑态现已成为笑谈。九十九旅在25日于分界被我军一举全歼后,他又在黄桥小学举行了公祭活动。上述几人,在我党事后进行的镇压反动骨干和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经过按图(照片)取证,都受到严惩。韩馨山本人也于解放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曾主持商务整顿的何卓甫,在新四军东进开展抗日活动时,曾积极投身其中,何氏宗祠所管帐薄,就是其响应“二·五”减租活动,主动上交的。六年后的8月30日,我黄桥镇地方政府镇压反动骨干时,因其曾在韩馨山主持的公祭九十九旅的大会上宣续过祭文,在其学生丁林刚的劝说下,前去投案自首。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被他当年老黄中的学生,我地下党的负责人黄云祥下令释放。
  时隔48年,1994年在黄桥中学建校70周年的大会上,时已满头银发、曾任扬州地区专员的黄云祥在回忆当年的这位老师时,仍然声情并茂地讲:“语文老师何卓甫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他的嗓音响亮,教学认真,讲国文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和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磕睡。他上课时能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岳飞的‘精忠报国’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这为我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就是这个何卓甫,就在当年被释放回家后,便来到上海,以父亲的名义寄居在当年的学生家,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直到1955年才回乡,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进行管制。主持全县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叶复初得知这一情况后,曾派人到黄桥查询,准备聘请他重返教坛,但此时他已沉疴在身,不久便去世了。
  人去物非,这些商会的组织者,以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永远定格在黄桥商会史上。
  
  1949年1月3日,随着黄桥解放,商会就此结束了它的整个历史生命。
  从1913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黄桥商会这一长达32年的历史,内中的经济现象,我们可将它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和探讨。
  第一个阶段,暂将它定之为1912年前后至1927年。这十五六年的时间,应视为其发展壮大期。此时的镇内,除商铺众多,生意兴隆外,最具代表性是何隆昇绸布店,此时已在上海开设了布庄(即现时办事处),负责人刘树生之所以被人称作“水客”,是因能及时根据市场行情,迅连组织货源,通过水运运至黄桥,进行批发和销售。由于生意做得大,该店还自行印制了小额钞票,这种被人称作“本票”的票子,宛如一个小银行,不光能在店内结算,而且能在市面流通。其它的如夏庆昌布店,除经营主业外,还在家中办了小型织布坊。一业为主,兼营其它,这样的店家普遍皆是。
  第二个阶段,应是1927年至1937的10年间,撇开政治因素,这一阶段应为是成熟期,是人们所称的十年黄金期。这期间的黄桥,因地域的优势,从抗战兴起,先后在这里的驻军就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保安旅、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如皋被日军占领后,其县长李胜功又曾将县政府迁至这里,并捐赠一百多支枪给抗日的陈玉生部。其后在这里又曾驻扎过国民党49军105旅旅部,郝鹏举的23师师部,拥有5个少将的102旅、21军133师部。日本投降后的和平民主建国新阶段时,这里又为第一绥靖区黄桥实验区。解放初期,这里还成立了黄桥市人民政府。姜堰县人民政府也曾设在此。当时,按行政设置,在这块弹丸之地上,泰兴、如皋、靖江、泰县,乃至泰州的地方党政要员都要来到这儿,接受指令,开会学习,议事决策。如此众多的要人大员,到这里总要吃住和消费,拉动经济自是题中之义,而市面繁荣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第三个阶段为1937年至新中国建立前的1949年。在这十二年中,因日寇入侵,商业建设遭致破坏,虽说曾有短暂的平稳期,但整个状况已是朝不保夕,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日本投降后虽进行了整顿,但因元气大伤,只能算是恢复期。
  由此可见,经济不是单一的个人的行为能力,它是与政治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才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1990年重建的黄桥商会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其精英荟萃,博击商海的雄姿又给我们带来了更为雄美的画卷。忆往昔,看今日,我们坚信,新时期的商会必将重振雄风,将黄桥建设得更为美丽和繁荣。
  作为史料,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亟盼学人和知情者予以指教和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