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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骆笔下的“红粟”:用事而不是指实
新闻来源:时间:2014-08-14 12:22:12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左、骆笔下的“红粟”:用事而不是指实
俞扬

    泰州自古为粮食产区,“海陵”二字第一次在史料中出现,就是跟粮仓连在一起的,见《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不过,要弄清古代泰州粮食的品种,十分困难。明清还有地方志可以查阅,汉唐时期,如果没有出土的实物,或虽有出土实物而缺乏深入研究,不可能有确切的结论。有的说法尽管流传已久,却经不起推敲,说得委婉一点也是误解了古人。比如,西晋左思有“(丽见)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唐初骆宾王有“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有人以为,这两句中的“红粟”是古代泰州特产的一种红米或者红种稻,即为一例。
    魏晋以降,文人写作习惯引用典故,修辞学上称之为“用事”。用事是汉语重要的修辞手段,刘勰《文心雕龙》有《事类》一篇专论。不明用事,只从字面索解,不可能明白作者的真意,如若再加臆测,必然谬以千里。左思《吴都赋》中的“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浚池,佩长洲之茂苑。窥东山之府,则瑰宝溢目;公式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就属用事。左思《三都赋序》自谓:“余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其实不可尽信。汉末建安之后,整个三国时期,江淮之间一直沦为魏吴的战场,“虚其地,无复民户”,海陵县甚至连行政建制都废去了,直到七十年后的西晋太康元年,也就是左思生活的时代,才重新设置。《吴都赋》的“公式海陵之仓”云云,当然不可能是三国时或太康时海陵的真实写照,左思是为了描绘吴国繁华而引用典故,追叙历史,这典故的出处,源自早于左思四百多年的枚乘的说词。西汉景帝初年,吴王刘濞谋反,吴王的文学侍从之臣枚乘上书谏阻,枚乘在说词中不仅分析利害,再三向吴王说明反不得,还跟吴王说,您比天子还富有,还适意,何必谋反。他比较说:“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吴都赋》所铺陈的,正跟枚乘所说十九相同。“红粟流衍”四字枚乘说词没有,但左思仍然是用事,典出《史》、《汉》。《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说: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说:“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颜师古注:“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成语“粟红贯朽”即出于此处。左思所说的“流衍”,用在这里意思同于“充溢露积于外”,上一句形容瑰宝之多已有“溢”字,这句变换用字。“红粟”意同“粟红”,为跟“瑰宝”相对,把“红”字提到“粟”字之上,主谓结构变化为偏正结构,要表达的基本意思不变。左思不愧是诗赋高手,他写海陵仓廪储存充足,没有重复枚乘,枚乘使用的是比较的手法,左思用的是“嫁接”,他把有关汉代长安国家粮仓的典故移用到海陵,说海陵仓储充足得简直过了头,粮食都红腐不能吃了,装不下了,堆到外面了。“公式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是以极端的语言形容海陵之仓充实,用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铺叙吴国富裕,哪里是在说海陵出产什么“红米”或“红种稻”。黄裳有言:“左思那样的赋家,写起《三都赋》来,就大量地搬用典实,砌起一座五彩斑斓的建筑物来。但一般‘俗人’大抵只在门外望一望,就吐吐舌头走开了,没有谁肯驻足,或走进去,自然也就不大有人能领略这种建筑物的奥秘。”(《河东君尺牍抄》)我们不要被他说中才好。
    其实,“粟”和“红”连用,已足以说明它不是稻米了。《说文》卷七上收“粟”字,解释为“嘉谷实也”。段玉裁注云:“嘉谷,谓禾黍也……古者民食莫重于禾黍,故谓之嘉谷……嘉谷之实曰粟,粟之皮曰穅,中曰米。”即今天通常说的小米。“红”在这里是“发红、变红”的意思,加在“粟”上意为“发红的小米”。大米霉变后颜色发黄,稻受潮则变黑出芽,只有小米受热受潮变质发红,也就是“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红粟”即“红腐而不可食”的粟,意思显豁,无需多加解释,因而《文选》在“红粟流衍”之下,只简单加注“《汉书》:太仓之粟,红腐不可食”。徐一清认为,粟也通称包括稻米即大米各类粮食,左思是山东临淄人,从小生活在小米主要产区,迁居洛阳后多见红米,有了比较,从米色的区分首次提出了“红粟”这个概念(《海陵红粟纵横谈》,见《稻河》2011.10总第21期)。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典型的诗人之笔,以想象代替了论据和论证。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虽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主要栽培作物是谷子,稻主要种植在长江流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代稻就逐渐种植于北方了,《诗经》中的《唐风·鸨羽》有“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小雅·甫田》有“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鲁颂·閟宫》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就是例证。《周颂·丰年》还有“丰年多黍多稌”,这“稌”,朱骏声说是糯稻。秦汉时期,北方稻的栽培已经普遍。《吕氏春秋》屡屡把稻跟禾、黍、麦等并举。西汉人氾胜之总结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讲解稻的栽培时间、方法相当详细,为《齐氏要术》大段征引,这位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左思的大同乡。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也有关于稻的论述。
    值得注意的有两条史料,一是《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西汉末年贾让在谈治河三策时涉及农作物的改种,“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说明汉代就知道稻是高产作物,把种谷子和麦改为种稻,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极大提高,种稻的好处已为人熟知。二是《后汉书》卷六十一《张堪传》,张堪为渔阳太守时,在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张堪是东汉初年人,狐奴在今北京顺义东北不远处,可见稻的推广早已越过山东北上。就是左思本人,在《三都赋》中也有“雍丘之粱,清流之稻”、“水澍秔稌,陆莳稷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緜”等句子,写了稻,还写到稻的不同品种。万国鼎《五谷史话》介绍水稻发展的历史说:“不但南方的广大地区种稻,北方也在五六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种稻了。
    据《诗经》和其他周代文献反映,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稻的栽培。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溉,开辟稻田。西汉有稻田使者,管理长安附近的稻田,而且在北方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可能水稻也有所发展。东汉到晋初,对于稻的栽培更加重视,据文献记载,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尤其突出的是曹操推行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第14页,中华书局,1964年)无论从左思所处的时代还是从他生活的地域来看,左思对稻对大米都不可能陌生,以为他到了洛阳才大开眼界,这对稻在北方的传播情况未免过于隔膜,对左思的见识也是明显的低估。再说,“粟”字确实可以当粮食的总称讲,这是由于先民的主要粮食品种是粟,也就是段玉裁说的“古者民食莫重于禾黍”,但“粟”字的两个义项,即当总称指粮食、当专称指谷米,古人是从不相混的。清代朴学大师程瑶田有《九谷考》,专论各种粮食作物的名称,洋洋五万余言,不仅博引典籍,还实地调查,图文互证,对“粟”、“稻”等所指叙述周详,不妨参阅。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中的词跟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约定俗成之后大家都会遵守,否则社会成员无法交际。远的不说,《史》、《汉》以来,“粟”作为专称一直指谷米,左思怎么可能拿它来指稻米?左思如果先是把指“谷米”的这个义项跟作为“粮食”的总称的这个义项,因用同一个“粟”字而相混淆,接着再拿作为总称的“粟”来指“粮食”这个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稻米”,思维如此混乱而且见识有限的人却能写出《三都赋》,岂不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左思笔下的“红粟”,是出于行文需要的临时搭配,并非有意“提出”某个“概念”。事实上,左思以后四百年间,历经六朝,没有听说文献中有拿“红粟”称红米或红种稻的,甚至连“红粟”似乎都没有再出现,直到唐初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才有“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骆宾王全是化用左思的成句,没有添增新的内容。骆宾王参加徐敬业起兵的地点是扬州,用当地的典故来夸张军需实力,实在合适不过。骆宾王所说全同左思,二者都包括“海陵”、“仓储”、“红粟”、“丰足”四点,不过左思形容“丰足”用的是“流衍”,骆宾王改用“靡穷”,左思把“海陵”跟“仓储”联在一起,骆宾王把“海陵”跟“红粟”联在一起。其所以把“海陵”调到“红粟”的前面,并不是在把“产地和产品结合起来”,这么写,仅仅因为遣词造句必须上四下六,同时又要跟“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成为对句,不得不尔,并无深意,不应过度解读。骆宾王同样是用事,出典就是《三都赋》中的《吴都赋》,当然从源头来讲是《史记》、《汉书》。我认为,“红粟”,在左、骆笔下同为用事,是用它来形容海陵仓廪充盈的,两人都紧紧扣住“仓”字就是明证。左、骆笔下的“红粟”,根本不是指现实中的某一种米、某一种稻,或某一类米、某一类稻。至于汉唐时代或更早以前泰州有没有红米或红种稻,《史记》、《汉书》以及枚乘、左思、骆宾王都没有说“有”或“没有”,在既无实物又无文献的情况下,诗人自可驰骋想象,大胆假设。对红米、红种稻的由来、它们最初的形态、它们跟明清《泰州志》记载的泰州红、马尾赤、深水红、赤芒、红芒等品种之间的联系,更可以畅想一番。只是请勿跟“红粟”二字拉扯关系、唐突古人,左、骆笔下的“红粟”自有其含义。
    顺带说及,《泰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许志寿《海陵红粟史话》说:“《隋书》称海陵产‘桃花米’也指的是海陵红。”《隋书》篇幅不大,但查对未见,不知是我粗心还是作者误记。很可能作者是转述清嘉道时人夏荃《退庵笔记》的材料,《笔记》卷八有一条“海陵红”,其中有一句“《隋书》亦称海陵产桃花米”。桃花米是什么呢?南北朝时,文名跟沈约、江淹相埒的任昉,为官清廉,《南史》本传说他“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卷五十九)。桃花米大概跟《南史》卷三十四周颙回答王俭问“卿山中何所食”说的“赤米、白盐、绿葵、紫蓼”的“赤米”,跟陆游《剑南诗稿》卷五十一《对食戏作》首句“香粳炊熟泰州红”中的“泰州红”同类,都属俭朴者食用的红糙米。《古诗咏泰州》据《崇祯泰州志》选收陆君弼《寄吴陵章月鹿明府》一绝:“彭泽归来卧自高,江乡风味晚偏饶。翻匙日饱桃花饭,怪得先生懒折腰。”注云:“泰州特产红色香粳名‘桃花米’,以之作饭曰‘桃花饭’。”月鹿是章文斗的字,章文斗曾为浙江定海县丞,作《定海三赋》,文名甚佳,卸任回泰州后参与编纂《万历泰州志》和《万历扬州府志》。这首诗分明是用陶潜、任昉的典故来称赞章文斗的文才和清贫自守的品格的,跟“泰州特产”无关,选注者误会了。《古诗咏泰州》还选收了清初黄云的《卜居水村舟中作》,诗的开头说:“桃花米熟鳜鱼肥,葭荻苍苍覆钓矶。”在“桃花米”下同样注“泰州特产香粳”。诗的第一句是套用“桃花流水鳜鱼肥”,换成“桃花米熟”,自然也是用任昉的典故,毋庸赘言。
    “(丽见)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称赞泰州物产丰富、仓储充实的这两句名言流传千载,脍炙人口,泰州也因此在世人面前大大地露脸。泰州小地方,少有名人品题,泰州人历来喜欢谈论红粟,或者说,潜意识里希望有个与众不同的农作物“红粟”,这种情结完全可以理解。无奈世界上的事情,真相往往让人扫兴,有什么办法呢。
    记得在二十世纪80年代,我曾请教杨本义先生,泰州的诗社怎么起“红粟诗社”这么个名字。杨先生当时任泰州的诗社“红粟诗社”社长。杨先生说,扬州的诗社成立在先,他们叫“绿杨”,我们就叫“红粟”,“红粟”正对“绿杨”。我说,对得倒也工稳,但不怕有陈谷子烂芝麻之嫌吗?杨先生大摇其头,连连说:“非也!非也!红粟者,红色的种子也!革命的种子也!”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是我听到的对“红粟”最妙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