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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里的泰州学人
新闻来源:时间:2014-10-23 16:51:00浏览次数:返回首页
流连易失,往来多少豪杰
南社里的泰州学人
姚舍尘


《泰州与南社》
 
    历来豪杰,既有挥戈上阵的武将,也有以笔作投枪的文士,凭的是胆识和一腔热血。李长江在泰州最初随李明扬抗日,半途入伪。个中曲委自有史家评说,给曾拥戴他的泰州人民蒙羞已成事实,青天白日旗上多了一条带子:“和平、反共、救国”,一时乌云压城。1941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恰逢李长江母亲80岁生日。李长江摆出忠孝面孔,在司令部驻地泰州西山寺设寿堂庆贺。汪精卫为安抚笼络李长江,给足面子,轻装简从,第一次踏上苏中泰州这个陌生的小城。当晚,李长江属下悬挂寿联时,将一副通过邮局寄来的寿联也一并挂了上去。次日上午总务检查准备工作,却在这副邮局寄来的寿联前吓出了一身冷汗。上联:“追悼中山孙庆祝长江母哀于斯祝于斯一日之间哀乐半。”下联:“日落草头将月上水边王和也好敌也好千秋以后是非分。”中山孙、长江母、草头将(介石)、水边王(汪精卫),套用现今小品里对智慧肯定的流行语录,就是“太有才”了。寿联自然被立即揭下,笑谈却挂在泰城百姓嘴上好多年。当初,讽联是怎样从西山寺出来以至口口相传?汪精卫是否看到?检查准备工作的人莫非是善画老虎的副官尹天民?
    当年李长江策马进城,老百姓是见过尹画师提着盒子枪跟在后面一路小跑的。这一切已无从可考,倒是李长江性情暴烈众所皆知。可是,谁能想到敢于横刀立马者竟是西山寺隔壁时敏中学的一个普通教员——泰州南社最早的成员,诗人仲一侯。
    以前,我大约知道历史上有个“南社”涌现过灿若群星的文人名士。至于“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关联,革命精神等等却不甚了然。如同乡人大都晓得仲一侯的“杨柳巷”,清末秀才的父亲与能诗文的妻,所谓“一门风雅居深堂”的雅名,却少有人看到一经时变,诗人便背对“娇莺歌吹”,“刀磨霍霍向扶桑”(仲一侯抗战诗抄)了。南社,给他留下什么烙印?
    壬辰冬夜,当我第一次翻阅《陈去病全集》(六卷本),一幅黑白合影让我长久地凝视和玩味了。这是南社第一次雅集,时间应该是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合影的十七人中竟有十四人为同盟会会员。有留辫子穿长袍戴六角瓜皮帽的,有“两边分”新潮发型着西服蓄领结的,却一律没有笑容,除了凝重还是凝重,仿佛准备着慷慨赴死。这是辛亥革命暴风骤雨的前夜。而在另一张陈去病家人与友人的合影中,秋瑾的女儿王璨芝正扶着苏州园林的美人靠天真顽皮抢镜头。曾几何时,陈去病为躲避清政府追捕在给柳亚子的告别诗中,已成浩叹:“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时,秋瑾已遭清政府杀害)
    南社的属性,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其研究虽不能说是“显学”,专家、教授却已深入到“唯一”、“第一”、“又一”之称何为准确,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差异。其实正如曾参加过“越社”(1911年绍兴)的鲁迅当年对《红楼梦》的评说一样,后人因对南社关心的视角所限而不同。对南社,政治家多看到它的倡言革命,排“满”反袁;文艺家多看到它的吟风弄月,琴棋书画;人文学者多看到它的复古情怀,国学商兑……即以柳亚子为明史专家,陈去病致力于清史研究而论,又该属哪一家哪一族呢?旧时学人,文史哲从不分家,譬如科举制下的进士做官,某种意义上讲,哪个不是文化人呢?我是很晚才知道大画家黄宾虹是首批南社十七人之一(当时很可能不是以画名而是以诗名入社),这在今人看来,多少就有点匪夷所思。南社跨度又经辛亥革命前与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所谓老南社与新南社。历史演进对个人的影响,入伍者本身的多元化自然造成南社属性的复杂。但究其革命精神和义旗,其了不得,还在于当初那个大背景大时代下的发萌。这便是清王朝对江南文人持续高度警惕下,南社与海外同盟会仁人志士客观上形成的里应外合,从而构成战场全景的文武之道。南社最初的旗帜和它持续的影响,首先是革命精神,战斗精神。至于操作路径的差别,恰如刀枪之于武士,风流雅集之于文人,都是凝聚人的磁铁。
    辛亥革命前的早期南社社员仅193人,辛亥后总数已达1180余人。近、现代史上两个遁入空门的名人李叔同、苏曼殊,以及马君武、吴梅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都在其中。风气所向,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的南社(上海),不可能不对周边产生辐射与影响。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的南京,已是火炉,二十五日,正在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读书的学生仲中(仲一侯),无比兴奋地拿到一张“南社入社书”。他用从家乡泰州卢鸿儒笔店带出的一管羊毫在年龄一栏里填写上“二十”,介绍人一栏恭敬地写上“柳亚子”,居址:“杨柳巷”。这便是泰州诗社史上频频出现的“深柳堂”所在。仲中(仲一侯)是古城泰州第一个加入老南社的诗人。由此,引发出泰州南社“四侯”之说,以及陈佩章和后来的新南社成员程习朋,兴化徐德培、李远猷、姚彝伯。是这一串文化符号,在上世纪初年构成了一个城市与南社的血缘关系。
    泰州与南社关系的成因,我以为大抵可从三个方面看待。从基因上说,王艮平民哲学思想及“泰州学派”对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巨大。这与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等提倡的“唐音”,推崇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作品,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可谓同宗同根;其次,泰州顺利光复(扬州尚有徐宝山兵变),较早承接辛亥革命的曙光。洋教(基督教堂与教会医院)与新学(女子小学)都早于周边县域(原时敏中学的省泰中百年校庆时,周边县中才七十年校史),新思想新潮流花开次第,海陵为先;再次,清末留日“海归”(辛亥前后留日高峰期,海陵韩烺等留日学生竟有十几人之多)以及在省城求学的青年才俊,有机会接触南社领袖人物。进而以同乡、同胞乃至夫妻相推荐。这样一个绝对精英的文人社团,小小泰州城的成员数已很可观。雅集聚散,风流犹存。颇有意味的是,泰籍南社成员与晚近文化名人的关系极具史料价值和泰籍社员后来一以贯之的“南社”精神,虽不是大变革时的如火如炬,却也是庸常生活中的如烛如光。
    自仲中(仲一侯)1914年经柳亚子介绍入社。马锡纯(马东侯),韩烺(韩亮侯)、韩棠(韩召侯)兄弟也于次年(1915年)11月加入南社。其时,马东侯四十四岁,正在省立四师执教。韩氏兄弟分别住南京金陵道尹公署和石埧街。而他们三人的入社介绍人正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李叔同(弘一)。这一时间,不仅从入社登记表上可考,且有诗为证。多年前我在江苏民间收藏家蔡礼泉的旧藏中曾见过一帧扇面,扇沿书“十载无消息,相逢一展眉。江湖吾老矣,日落雁孤飞”。款题:“乙卯白露金陵逢亮侯(即韩烺)先生,息翁。”白文“李息印”。韩烺1906年秋从日本回国,而李叔同1911年归来。乙卯白露正是1915年秋。诗中“十载”应是实指。作为南社有影响的成员,李叔同(当时正往来于上海与南京兼教)正是在这次“相逢”(白露)后不久(11月24日)介绍当年同在日本留学的韩烺加入南社的。推算起来,这首题扇诗大约是李叔同出家前三年所作。诗中落日孤雁的意象,何等凄楚,情绪几近“长亭外,古道边……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可见,李叔同出家前有一个较长的心理准备期,只是外人不为所察罢了。邑人多热心乡邦文献者,言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弘一大师曾与韩烺等诸乡贤泛秦淮,登北极阁(鸡鸣寺)乃依据乡贤留在扇面上的两首并联句唱和诗抄。其实,“登北极阁”并未记载有弘一参加,两首并联唱和诗产生的过程亦非同一时间。历史的妄言多在于或因尊者讳或因名人而附丽,而疏忽或明知故犯地模糊名人今昔的差别。就当年在南社的影响,出家前的李叔同未必比苏曼殊大。如同黄宾虹在早期南社时,远没有后来艺术上的高蹈和超迈。
    辛亥后的南社,旧有成员开始分化,“又有大批投机者、沽名钓誉者,附庸风雅者拥了进来,使得这一组织的面目更为混杂。”以至有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阻力及柳亚子“退社”等变故。这是历史大剧落下帷幕后的乱象之一,鲁迅先生面对辛亥后的中国,曾有深刻的悲哀。相对于台风的中心,偏安一隅的泰州南社成员不仅没有染上保守旧习,相反倒保持了南社精神最初的先进性。无论是给入伪的李长江送讽刺寿联的仲一侯,还是参与创立淮东中学的马东侯,立志教育救国惨淡经营“温知女校”的韩亮侯,带着学生在沦陷区辗转抗敌的程习朋……作为乡贤,都留有口碑。海陵“四侯”中唯有韩烺胞弟韩棠(召侯)英年早逝,令人惜哉。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冬,韩国钧赴日考察实业。正在日本读书的韩棠担任秘书兼翻译,历时90天。结束后,协助韩国钧著成名躁一时的《实业界考察九十日》一书。韩棠在其“书后”中云:“紫石公乙巳冬日来日本调查实业,欲得一通译语于棠,棠时肄业于明治商科大学,课冗而无暇,然以公之远道至此,以吾国前途劳也,义不敢辞。”当年留洋学子如此深明大义,令人唏嘘。韩棠病故时年仅33岁。他把呕心沥血著成的《英文奇字解》、《英文谚语论》、《华英商用文》等著作,留给了积贫积弱的祖国。
    与海陵“四侯”均从教所不同的,是兴化籍南社的徐德培(南村)、李远猷(辛夷)、姚彝伯(伯子)三公。徐南村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曾追随孙中山在国民政府任过要职。新中国成立后应周恩来之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仅著有《盐铁论集释》、《中国历代币考》、《齐梁陈书诂》、《随碑考证》,就足见旧学功底。居然还写过《平面几何学问题详释》等专著,其文理兼通,今人望其项背。李辛夷则为名门之后,乃北宋宰相李纲二十九世孙、明末宰相李春芳十二世孙。其母吴氏,泰州翰林院大学士吴同甲之女。“门当户对”延续了血统的高贵,而家道中落则让身处其中者走向“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平淡。
    李辛夷的斋号“陋褛楼”,如此“陋”室中的“褴褛”之人,晚年便常以书录赵瓯北的“家无半亩忧天下,眼有千秋愧此生”感慨系之了。这使人想到现今一些写作人刻意学汪曾祺,以为高妙,想“秀”出一种平淡的味道而忝列流派,却不晓得汪先生几代贵族血统与大器晚成。兴化三公中的姚伯子生于中医世家,曾师从名医江景元。然而人生绕了一大圈,从上世纪30年代新文学兴盛时的文学青年到40年代受聘兴化中学(40年代中期兴化因省府迁此,还是国统区)教授国文,到晚年中医带徒,回到“悬壶济世”的初衷。纵观泰籍南社成员,其共同点无不刻苦自励,忠于国,孝友于家,处朋以诚,德性与才情同步芳华,其中不乏可歌可泣之人事。
    《泰州与南社》的编者严洁、刘宝选等有识之士在现有条件下穷尽史料,编成此书,功不可没。二人谱其《南社之歌》不仅为本书锦上添花,也为百年南社填补了空白。美文,雅韵一经试唱,已然荡气回肠。诗人仲一侯在解放后每次向所在单位领导汇报时,是那么懦弱而又固执地反复说明“南社”是先进组织,是柳亚子带着他进步,他推荐其他同乡的目的也是带着他们一起进步……进步,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可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对于解放初年的基层干部是多么遥远而陌生。过了一关又一关,仿佛是在劫难逃,最终,诗人仲一侯还是在“文革”初年因“参加黑诗社”的罪名而身陷牢狱之灾。倘若诗人地下有知,当会在天堂中的“深柳堂”为乡人所谱的《南社之歌》慨然赋诗吧?追念乡贤,谨借《小香岩记》作者马东侯诗句结束此文:山阴一曲今何在?芳草年年忆故人。
    (此文为《泰州与南社》前言